科研管理机构作为高校行政管理系统中为科学研究工作及其他学术事务提供支持的职能部门，既是大学与政府和市场联系的纽带，也是校内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交汇的中心。就外部环境而言，它既要与上级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对接，又要代表大学寻求外部资助，与企业及其他社会组织开展科研合作；就内部结构而言，它既要遵循高校行政系统追求效率的要求，又要满足学术人员专业群体追求创新的需求。其组织本身具有多重合法性和多头法源，突出反映了大学权力的复杂性以及不同权力之间的博弈。本文从国际比较的视角出发，通过比较美国密西根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科研管理机构的组织定位、主要职能和运行模式，发现密歇根大学科研管理机构是扁平化和顾客导向的服务型组织,上海交通大学科研管理机构是科层化和行政导向的管制型组织，协调者和服务者的角色相对缺位，如表1所示。

作为重要的边界组织，科研管理机构既是连接大学与政府、市场和社会的纽带，也是协调校内不同利益相关者的桥梁。就外部环境而言，大学科研管理机构既要与上级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对接，又要代表大学寻求外部资助，与企业及其他社会组织开展科研合作，如下图所示：

就内部结构而言，作为行政管理系统中为科学研究工作及其他学术事务提供支持的职能部门，科研管理机构既要涉足学术事务，也需要处理与此相关的经费管理、项目管理、人员管理、设备管理等行政事务，既要遵循高校行政系统追求效率的要求，又要满足学术人员专业群体追求创新的需求，属于功能更为多样、性质更为独特的边界组织，如下图所示：

在建立完善的现代大学制度和良性的大学治理结构的过程中，可将科研管理机构作为协调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关系并促进二者间合作的切入点，通过发挥科研管理机构作为边界组织的协调功能和服务于学术人员及学术发展的服务功能来缓解“校级行政管理系统与基层学术组织间的权力冲突”，促进我国高校管理由“管制型行政”向“服务型行政”转型。具体而言，我国研究型大学科研管理机构的功能重构和组织变革的路径是:建立以学术为本的全过程科研管理体制;建立校院二级科研管理体系;明确科研管理机构作为服务型边界组织的性质;建立学术群体认同的科研管理制度。

来源：

王思懿, 赵文华. 迈向服务型行政: 研究型大学科研管理机构组织变革——以密歇根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为例[J]. 中国高教研究, 2017 (3): 67-71.

作者介绍：

王思懿，上海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16级博士生，主要从事高等教育管理与政策研究。

赵文华，上海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高等教育管理与政策研究。

在“回归工程”的国际化浪潮中，项目式教学作为“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方式，因其能有效提升学生的工程实践能力、团队合作能力、问题分析等而受到各大工科院校重视与推广。代尔夫特理工大学航空航天学院作为全校项目式教学示范学院，被MIT《全球工程教育现状报告》列入典型国际高等工程教育改革案例。本文选取该学院为研究案例，深入介绍了其以设计为核心、以项目为基础的课程体系，剖析其项目式教学的特点，总结了其支持项目式教学高效开展的条件。

在课程体系方面，航空航天学院本科专业课程计划共分为六个学期，其中五个学期都有具体工程项目主题和项目工作且与总体教育目标相一致。这些主题几乎涵盖工程项目设计的全过程，给予学生全方位的设计体验。每学期的课程与开展的具体工程项目，都与上述项目主题相关联，学生学习理论课程的同时将知识运用于项目实践。课程设置则以科学性为原则，不仅每个模块的课程具有很强关联性，模块与模块之间的课程也实现了较好的衔接，不但避免了以设计流为主线的课程设置带来的知识碎片化问题，而且在突出工程专业实践环节的同时，让学生保持了扎实的科学理论基础。

其项目化教学有以下三个特点：一，项目式教学贯穿整个本科教育阶段，具有较强的连续性，课程设置具有系统化的特点。二，项目式教学依托真实的工程项目，具有实践性的特点。三，项目式教学多途径激发学生的内在动机，具有自主性的特点。四，项目式教学采用多元评价的评价方法，具有科学性的特点。

在项目化教学的支撑体系上，航空航天学院建立了规范化的助教制度，助教主要负责解答学生课程问题、协调组内矛盾、观察和记录学生组内的表现、协助老师进行小组和个人的评价工作等；设立了专门的专门的项目协调组织，负责帮助项目式教学团队招募、培训助教、安排协调教师、助教、培训师的上课时间、帮助学生订购工程项目材料和工具、了解和熟悉实验室安全知识等；重新规划并设立了对学生全面开放的45个设备完善的工程项目实训场地，为学生提供完善的基础设施。（如下图所示）

基于对代尔夫特理工大学航空航天学院项目化教学实践的分析，本研究认为，首先应以设计流为核心，设置模块化课程。即在学生不同的学习阶段提出不同的设计要求，使每个阶段之间的设计主题与任务要环环相扣，让学生在前一阶段的学习为下一阶段的设计奠定基础；同时，模块化课程设置则需要理顺工程设计类课程、工程专业类课程与工程科学基础类课程三者之间的关系，合理分配三者的比例，不仅要突出工程专业实践的教育环节，而且要让学生保持扎实的科学理论基础。其次，以雇员体系为支撑，建立助教制度。项目式教学对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强调教学过程的指导和监督。与荷兰类似，中国大学也普遍存在师生比较低的情况，对实施项目式教学构成了巨大的挑战。因此，可以建立适合本土情况的助教制度，通过行之有效的引导、激励和支持措施让高年级的优秀学生参与其中；通过制定规范的培训手册和助教条例规范和约束助教的行为和权限；通过定期对学生和助教的评估使研究生助教制度在实践中不断地优化与发展，并培育未来教师。最后，以多元评价为依托，以评促学。当前项目式教学存在评价主体单一、考核过程偏重终结性评价，缺乏形成性评价。形成性评价一方面有助于教师了解与把握学生的学习情况，为学生更好地开展项目提供有效的指导，一方面有助于学生更系统地把握自身的学习进展情况，及时调整进度、优化学习过程。项目式教学强调“脚手架”的运用,合理的评价手段（例如反思性工具、档案袋评价）将成为项目式学习过程的有力支撑。此外，要实现评价主体的多元化，学生是学习的主体，评价的主体不应仅限于教师，而应该加入个人、同伴、助教等多个“项目参与者”，在评价过程中，合理制定具体的打分细则，保障评分的相对准确性。

来源：

朱佳斌, 张国洋, 刘群群，张执南. 代尔夫特理工大学项目式教学的实践与启示[J]. 高等工程教育研究, 2019(3):81-86.

作者介绍：

朱佳斌，上海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副研究员，研究方向：工程教育教学评估、创新创业教育模式、来华留学生就学体验。

张国洋，上海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2017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工科来华留学生就学体验。

刘群群，上海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2016届硕士毕业生。

张执南，上海交通大学机械与动力工程学院副教授，院长助理，研究方向：设计创新理论与方法、摩擦学系统建模与设计研究。

在全球化背景下，国家与国家之间从最初的经济竞争转向科学文化领域、国际话语权等软实力的较量。我国处在不同于其他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充分尊重本民族国家的特色与现实是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前提条件。基于制度理论与大学建设实践，本文从国家与世界、历史与未来、大学与社会三大关系探讨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中国模式，发现国家稳定与大学国际化相协调的全球竞争，政策传统与改革创新相融合的与时俱进，大学自治与社会服务相平衡的权责统一，共同构成中国模式的三维动态模型。

不论中国模式还是西方模式，均存在各自的制度优势，且随着时间推移，显现出制度趋同的动态过程。对于新兴经济体国家而言，情况与中国相似，中国的建设经验，如稳固有序的社会基础、强劲有力的政策保障、对外部环境变化与需求的及时反应等，比由学术共同体或市场主导的大学发展逻辑对其更为适合、更为奏效。

随着中国模式的发展成型，不仅新兴经济体国家可以学习借鉴，对发达国家世界一流大学的未来也会产生深远影响。大学从来不是想象中那样存在于大学自治与学术自由的真空里。欧美发达国家的世界一流大学受到越来越多来自政府的影响，国家与政府介入也逐渐成为社会共识。发达国家同样面对世界一流大学在未来的建设发展中如何协调与平衡国家意志、政府角色与社会需求这些问题。而中国模式恰能为此提供经验范式。

西方大学模式不可能一直引导、规范世界所有大学的建设发展。在与西方模式的冲突、碰撞与融合过程中，中国模式不是要取代西方模式，而是强调中国正在发展着与西方不同的模式。展望未来，到21世纪中叶，随着“双一流”建设目标的实现，中国将成为世界高等教育强国，世界一流大学建设中国模式的国际影响也将进一步扩大。



来源：

陈丽媛,刘念才.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中国模式及其国际影响.教育研究,2019,40(6):105-115.

作者介绍：

陈丽媛，上海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讲师，研究方向：教育政策研究、教育社会学、国际与比较教育。

刘念才，上海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院长、教授，研究方向：世界一流大学与研究型大学、大学评价与学术排名、高等教育国际化与全球化。

现代科学已经进入大科学时代，大科学的增长不仅表现在科研规模的扩大，还体现在越来越多来自不同机构间科学合作关系的建立。据统计，1901-1972年间的286位诺贝尔奖获得者中，有185位是通过与他人合作研究而得奖的，2008-2010年间23位诺贝尔自然科学奖获得者中，有13位科学家的获奖成果是典型的科研合作的结果。Nature和Science（以下简称为N&S）是国际上公认的最具有学术影响力的两大综合性学术期刊，在这两刊上发表的论文无论是科学意义、科学突破性、学术水平以及影响力都是非常重大且具有世界水平的。因此，通过分析不同时间阶段我国高校N&S合作论文的机构合作网络的中心机构和凝聚子群，可以为提升我国高校在高水平机构合作网络中所处的地位及加强同国内外机构之间的协同创新提供建议，进而促进我国高校高水平科研成果的产生。

数据收集与分析方法

本研究使用SCOPUS数据库，检索了1978年-2017年，即改革开放40年期间我国高校参与发表的Article类型的N&S论文，共1123篇论文。除去仅有一所我国高校单独发表的22篇论文，共1101篇合作论文。本研究应用社会网络分析法，分析了1978年-1997年、1998年-2008年、2009年-2012年、2013年-2017年四个时间阶段的我国高校N&S合作论文的机构合作网络的中心性和凝聚子群。

结论

（1）我国高校在机构合作网络中的中心地位逐渐提高，但发达国家一流大学和科研院所在合作网络中长期处于核心地位。从中心性三项指标排名前10的机构来看，在后两个阶段，个别国内一流大学如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及吉林大学，在合作网络中的中心地位逐渐突显出来，在部分中心性指标上跻身前10，清华大学更是在第三个阶段的中心性三项指标上均位列前10；但总体上看，发达国家一流大学和科研院所占中心性三项指标位列前10的所有机构的比例均在半数以上，占三项指标均位列前10的所有机构的比例也在半数以上。

（2）我国高校同国内高水平科研院所及发达国家机构逐渐构成了更多且更大规模的凝聚子群，但凝聚子群之间的联系较为松散，尚未形成凝聚子群的联动效应。2013年-2017年，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科学院北京分院为代表的国内机构同欧美发达国家机构构成的凝聚子群在网络中起到了重要的桥梁作用，将部分凝聚子群联系起来，但凝聚子群之间尚需建立直接有效的联系，更多的凝聚子群仍旧处于孤立位置。

（3）凝聚子群内部的我国高校之间及与国内科研院所之间的联系具有明显的地域特征。从各凝聚子群中合作论文产量较高的我国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地域分布上看，第二个阶段开始，北京、上海、广东等经济相对发达地区内部及它们相互之间形成了密切的合作关系，但它们同中西部地区之间的联系较为贫乏。

建议

（1）加强自主创新能力，提升我国高校在机构合作中的核心地位。在大科学时代，科研合作已成为高水平科研成果产出的重要方式，因此，我国高校应加强同国外高水平机构的合作，在充分借鉴国外经验的同时，一定要避免对国外知识和技术的过度依赖。准确把握自身的优势，开展高质量的特色研究，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国际竞争力及在高水平的科研合作中的话语权。

（2）加强跨地域科研合作，实现优势互补进而提升我国高校的整体实力。北京、上海、广东等经济相对发达地区的高校在加强区域内部的合作以及区域之间强强合作的同时，积极探索经济相对落后的中西部地区高校的特有优势，拓展科研合作途径，通过共建协同创新中心、加大对跨机构科研合作项目的支持力度、完善跨机构人才流动机制等方式，加强彼此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实现优势互补，共同发展。

（3）充分发挥少数国内外一流高校和科研院所的中介作用使各凝聚子群之间的机构建立联系，形成凝聚子群的联动效应。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科学院北京分院、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马普研究所、加州大学-伯克利等作为合作网络的核心节点，较大程度上影响着整个网络的连通性，国内其它高校可以通过支持面向前沿研究领域的跨学科研究项目，鼓励项目中必须有若干个来自国内外一流机构的研究团队，充分利用这些机构的影响力，同尚未有过联系的国内外机构建立合作关系，提高合作效率，进而使高校所属的凝聚子群之间建立直接有效的合作关系。

来源：

董彦邦，刘莉. 我国高校高水平论文的机构合作网络演化分析——以1978-2017年的《Nature》和《Science》合作论文为例[J]. 情报杂志，2019,38（11）：138-144.

作者介绍：

董彦邦，上海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2017级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高校科研人才评价、一流大学。

刘莉，上海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副研究员，研究方向：高校科技评价与政策、一流大学。

当前我国高等教育正处于快速转型发展期，很多大学的办学目标在最近20年发生了实质性转变，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既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需要，也是这些大学寻求在世界和国内高等教育界坐标地位的目标追求。身处这些大学中的教师，既是国家创建一流大学的贡献者、受益者，也是大学快速转型发展过程中压力和风险成本的承担者。原有的教师队伍随之出现分化，其中部分教师越来越跟不上学校快速转型发展的步伐，沦为大学快速发展过程中的“跟跑者”。从教师自身来说，这些教师对自己的职业前景不乐观，但又不想放弃现有岗位，职业发展的负担较重；从大学组织来说，也希望尽快消化“跟跑型”教师，但在具体做法上又很矛盾：既不愿意为他们降低职务晋升条件，又缺乏切实有效的方法让这部分教师退出岗位。因此，理性分析大学在快速转型建设一流的道路上出现的“跟跑型”教师现象，探讨消解和避免未来继续出现“跟跑型”教师的制度机制，是本文的主要意图。

根据工作要求-资源理论模型，本文将高校教师职业发展过程与学校的工作要求、资源供给联系起来，分析“跟跑型”教师的形成过程及可能原因。文章采用个案研究法，通过参与式观察、非正式访谈、档案记录等多种渠道搜集资料，选择5位教师作为研究对象，展现当前一流大学建设道路上“跟跑型”教师的工作要求—资源供给与实际表现。

从工作要求与资源供给来看，学校偏重向教师提供物质化的工作资源，对教师工作的激励作用不充分。从5位“跟跑型”教师的工作表现来看，他们教学表现良好，并得到组织的正向反馈，但是科研表现不佳，这直接影响了职业晋升，但学校和学院并没有由此而改变对他们的工作要求和资源供给策略，晋升的难度越来越大。

培育和促进教师的专业发展，既是大学作为教师聘用单位的法律义务，也是大学实现与教师共同成长、追求卓越的责任使命所在。在当前我国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过程中，引进一批业已成熟的学术创造力旺盛、贡献力强、与学校发展目标匹配度高的教师，以引领学校教师队伍的发展方向和队形转换是必要的，但更重要的是大学需要建立起与其发展目标相匹配的内部教师职业成长机制，关注大学快速发展过程中已有教师队伍的分化及可能会出现的“跟跑型”教师现象。一流大学需要一流教师来建设，同时亦有培育一流教师之责任，这既是一流大学建设的本义之一，也是对我国大学转型发展的考验。

来源：

刘少雪, & 江珊. (2019). 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道路上“跟跑型”教师现象探析——基于z大学的案例研究. 现代大学教育(3).

作者介绍：

刘少雪：上海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研究生教育，大学教育教学，工程教育。

江珊：高等教育研究院2016级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大学教师发展。

高等教育国际化不仅是世界教育发展的主要潮流，也是我国教育发展的重要目标和任务。然而，我国幅员辽阔，不同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差距较大，客观上造成了各省高等教育发展的不平衡。与中国其他地区相比，大部分边疆省份远离国家的首都和核心区域，高等教育发展水平处于全国中下游。但是我国接壤国家众多，边疆省份独特的地理位置为他们面向周边国家和地区开展高等教育国际化创造了便利。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下文简称《国家规划纲要》）是我国现阶段教育改革和发展的纲领性文件，根据《国家规划纲要》提出的目标、任务和举措，31个省、市、自治区也结合本地实际制定和发布了各自的《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下文简称《规划纲要》），明确了地方教育发展的中长期战略目标、具体任务、关键举措等。本研究搜集了我国内地31个省级行政区的《规划纲要》，其中边疆省份9个，分别是广西、云南、新疆、黑龙江、吉林、内蒙古、辽宁、西藏、海南。分析各省《规划纲要》中“国际化章节”的内容可以发现，除西藏、海南外，另外7个边疆省份都不同程度地展示出要发挥地缘优势，发展与本省有地缘关系的国家或地区的交流与合作，主要的交流与合作形式涉及招收留学生、学生交流与联合培养、汉语国际推广、合作办学等方面。

7个边疆省份与重点对象的合作与交流中强调的合作形式不完全相同，主要原因在于这些省份的具体情况以及重点对象的具体情况存在差异。广西、云南、新疆相比各自的地缘关系国，高等教育更为发达，这些省份发挥地缘优势推进国际化的目的主要是服务国家政治大局和区域经济贸易发展，扩大中国的教育和文化影响力、增进地缘关系国人民对中国的理解和认同，缓解消除各种对中国的不信任和负面宣传所造成的影响。因此，这些省份的主要国际化手段是招收地缘关系国的留学生和进行汉语推广。黑龙江与俄罗斯接壤，中俄作为两个大国，既有共同利益也有矛盾冲突，通过学生联合培养、汉语推广、合作办学等手段加强双方人员交流和推动双边贸易发展成为黑龙江推进高等教育国际化的现实选择。吉林地处东北亚地理中心位置，而东北亚的整体科技教育水平相对吉林更为发达，因此吉林强调通过学生交流与联合培养、合作办学的形式来提高本地高等教育质量。内蒙古、辽宁虽然也属边疆省份，但由于他们的地缘关系国或是本身比较封闭，或是和中国关系不够正常化，所以这些省份并没有明确地指出与地缘关系国的重点合作和交流形式。

以各边疆省份《规划纲要》中提出的具体高等教育国际化形式为基础，并结合这些高等教育国际化形式的可测量、可获取的原则，本研究选择留学生比例测量招收留学生情况、选择孔子学院数测量汉语国际推广情况、选择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数测量合作办学情况。数据分析结果显示，大部分边疆省份的高等教育国际化指标排序都要高于该省的高等教育整体发展水平排序，而与地缘关系国的合作与交流是边疆省份在高等教育国际化指标上有良好表现的关键因素，也就是说，大部分边疆省份利用地缘优势发展高等教育国际化取得了显著成效。

为更好更快地推动边疆省份与地缘关系国高等教育的交流与合作，促进边疆省份高等教育的发展和社会的繁荣稳定，同时扩大中国对地缘关系国的教育和文化影响力。国家应该高度重视边疆省份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发展，从宏观上设计边疆省份面向地缘关系国发展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战略规划，并加大对边疆省份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政策倾斜力度，设立专项基金，激励边疆省份与地缘关系国开展高等教育国际化活动。而边疆省份高校应突出“地缘视野”，确立面向地缘关系国的办学定位，在学科专业、课程体系方面更具针对性，并加强对地缘关系国高等教育的宣传和研究。

来源：

裴倩岚,张美云,程莹.我国边疆省份利用地缘优势发展高等教育国际化的策略与成效研究[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16,37(1): 87-92.

作者介绍：

裴倩岚：上海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2016届硕士毕业生。

张美云：教育学博士，研究方向：研究生教育研究、高等教育管理、教育基本理论。

程莹：上海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副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管理学博士，研究方向：大学排名和世界一流大学。

在美国，公立大学和私立大学具有不同的法律渊源，且公立大学相比私立大学明显受到更多法律规制，包括宪法及联邦层面其他相关法案、州行政法及相关法律和判例、州教育委员会或机构的行政规章、公共就业法规和条例等，而私立大学则主要受合同法和机构内部政策规制，它们相对公立大学具有更大程度的自治权，在制定内部管理制度上具有更大的灵活性。但在较少受到法律规制的情况下，为何美国私立大学却和公立大学一样逐渐建立起符合正当法律程序甚至超出法律要求的告知、听证、申诉等规章制度？是否有其他机制促使私立大学主动建立起符合甚至超出法律要求的内部程序规范？这种机制和影响公立大学建构程序规范的机制有何差异？借助新制度主义理论中关于效率和合法性的分析框架，本文以美国两所典型的公立大学和私立大学为例，试图对公/私立大学人事决策程序规范的趋同现象进行解释。

美国公/私立大学教师人事决策程序规范趋同的动力机制分析

从美国公/私立大学教师人事决策程序规范趋同的动力机制来看，法律机制、行业机制和市场机制均发挥重要影响，其中法律机制对公立大学影响最为显著，而私立大学则受市场机制影响更大，其中行业机制也发挥着规范与监督的作用。在法律机制（合法性机制）的影响下，公立大学普遍完善了教师人事决策方面的规章制度，尤其在解聘教师和终止终身教职领域制定了满足甚至超出法律正当程序要求的程序规范，以规避诉讼。在市场机制（效率机制）的影响下，为了提升大学的社会声誉、人才吸引力和市场竞争力，同时基于成本-效益方面的考虑，如果大学制订了有效的申诉和纠纷调解程序，法院可能会依据“穷尽救济途径”原则（“exhaustion-of-remedies” doctrine），要求教师在提起诉讼之前先穷尽校内的申诉程序来解决纠纷，从而避免纠纷诉讼化，因此私立大学更倾向于主动制定符合甚至超出正当法律程序要求的内部程序规范。此外，行业机制也在其中发挥重要的调节作用，例如AAUP发布的政策声明和美国中北部区域院校协会组织的认证活动都对美国公/私立大学内部教师人事决策程序规范的趋同起到了强有力的促进作用。在法律机制、市场机制和行业机制的共同作用下，程序规范的正当性和合法性逐渐成为大学治理行动者的观念图景，程序正义作为一种治理理念与价值嵌入大学治理，由此，深层的合法性机制（即观念意义上的合法性）逐渐成为美国公/私立大学在教师人事决策程序规范等内部治理机制方面趋同的根本动力。

来源：

王思懿,姚荣.美国公立与私立大学教师人事决策程序趋同研究[J].比较教育研究,2019,41(02):91-97.

作者介绍：

王思懿：上海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16级博士生，研究方向：高等教育管理与政策研究。

关于学习环境的研究一直是教育研究的热点之一。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大数据支撑的社会化网络学习模式，已成为人们学习、探索知识的重要方式，新的网络学习空间为学习者提供了随时随地的泛在学习机会。但是，网络学习空间为世界教育带来了强大服务功能的同时，其自身管理也给人们带来了巨大挑战。一方面，学习数据的过度使用、关联和挖掘以及黑客、病毒的攻击等，会对教育大数据安全、知识版权、学习者隐私等，构成威胁；另一方面，数据的过度保护会影响学习资源的共享和传播。数据的开放与隐私保护在应用过程中常常发生矛盾：人们既要得到快捷的知识共享，又想获得版权保护；既要保护自身隐私不受侵犯，又想获得有效身份认证。近年来的发展证明，无论是数据的过度使用还是过度保护，二者割裂的结果将会影响知识的继承和传播，甚至阻碍社会科技的进步。

对于网络学习空间而言，如何在保护学习者隐私、知识产权以及其他重要价值的前提下，让信息和知识等学习资源不受阻碍地、高效地聚合、碰撞、分享、传播和利用，是一个极其重要而又亟待研究的问题。

破解这种矛盾的路径，需要新思维、新技术。近年来，新兴的区块链技术，由于其拥有分布式、去中心化、不可逆改和匿名的技术属性，能够较好地解决网络学习空间数据共享和保护的矛盾危机。借助这一技术，可使整个网络学习空间系统能够在去信任的环境下，较好地实现数据交换、信息流通和管理自治。因此，区块链的核心价值在于构建了一种去中心化的信用机制，应用于网络学习空间能够较好地实现去中心化的存储、分布式的记录、确切的版权保护、可靠的信用保证等功能。

虽然在理论上，区块链的技术优势似乎能够解决网络学习空间的学习资源共享与保护的矛盾问题，但实际上，其在网络学习空间的应用还不成熟，尚处在研究和探索阶段，如，它不能支持大规模学习应用，安全性、性能都亟待提升；并不能很好地解决教育中信息不对称的问题（比如，教育行政部门或组织机构的机密数据依然不能在网上公开，学习者的私密数据也要得到合法保护）。另外，分布式的去中心化的网络学习拓扑机构所需要的共识和共享机制，需要耗费巨大的资源。基于此，作者提出了网络学习空间管理之核心要素——共享、安全和功效间的三角向量关系。可见，对于区块链的教育应用，研究人员应从多个角度和层面进行探索和实践，单一研究不能满足网路学习空间管理的需要。该研究突破价值功能研究之局限，区别于之前的单一性研究，从核心要素平衡的视域，围绕网络学习空间管理问题，架构新的网络学习空间管理模式，基于区块链思维探索了并行化设计、联通创新、集成组合的系统观以及综合管理方法。 

网络学习空间管理的任何一种方案从发展到成熟都需要一定的时间。目前研究注重多种策略发现和技术集成以及多学科之间的相互渗透。希望不久的将来一种全新的、自治的、高效的、共享的、安全的去中心化和分布式网络学习空间呈现在人们面前，在这种学习空间内学习者可以控制自己的学习数据、个人特征信息，并且能够追踪个人学习数据用途和拥有知识版权。

来源：

李凤英. 融入区块链技术的网络学习空间：切入途径、价值功能与管理模式[J]. 远程教育杂志，2019（6）：72-80.

作者介绍：

李凤英：上海交通大学继续教育学院、高等教育研究院副研究员，硕士生导师，博士，研究方向：教育技术学。

面对激烈的国际竞争，世界各国纷纷推出了富有本国特色的高等教育重点建设计划。高等教育重点建设作为国家层面的重要政策，应当体现政府的意志，同时高等教育有其自身的发展逻辑，大学需要充分的自主权，政府干预与大学自治应当平衡。本研究通过对英德中三国高等教育重点建设中政府与大学的关系进行比较分析，以为我国提供有益的借鉴。

英国改变了大学自治的传统，进一步加强政府干预，由于财政赤字的压力，在减少高等教育拨款的同时实行以评估为基础的选择性投入；以学科作为评估单位，由第三方机构——高等教育基金委员会负责实施，采用同行专家评审的办法，依靠专家的专业判断力进行评估，按照各学科的科研质量进行拨款；科研拨款以打包的方式下达到学校，学校可自主安排使用。德国联邦政府主动介入，放弃了平等制，实行有选择性的重点投入；通过第三方机构——德国研究联合会和德国科学委员会组织“卓越计划”评选，各委员会由来自科技界和政府的人员组成，其中科技界的成员拥有一半以上的表决权，体现了专家的主导作用，平衡了政府和大学的关系。英国、德国均有悠久的大学自治的传统，虽然政府借助重点建设加强了对大学的干预，但政府干预相对有限，主要负责宏观政策的制定，具体组织实施由第三方机构负责，大学有较大的自主权。

与英国、德国不同，我国缺乏大学自治的传统，在高等教育重点建设中，政府始终起着主导作用。在重点高校阶段，重点高校主要由中央政府指定。在“211工程”和“985工程”建设阶段，主管部委起主导作用，主管部委制定指导性文件，确定建设目标、任务和资金投入额度，各高校的定位由政府指定。总体而言，高等教育领域集中统一的管理体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行政决定、审批等仍然是政府管理的主要手段，学校缺乏办学自主权，利用市场竞争来优化资源配置的机制尚未形成。

因此，我国在高等教育重点建设中必须转变政府职能，实现从直接管理到间接管理的转变，引入公开竞争机制，探索由独立的第三方机构组织实施，以切实保障大学的办学自主权，形成政府宏观管理、社会中介组织实施、高校自主运行相结合的机制，达成政府干预与大学自治的平衡。

来源：

宋福进，刘少雪.高等教育重点建设中的政府干预与大学自治：英德中三国比较研究[J].高等教育研究，2016（01）：100-105.

作者介绍：

宋福进：上海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2016届博士毕业生，现为上海交通大学重点建设办公室副研究员，研究方向：高等教育管理。

刘少雪：上海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研究生教育，大学教育教学，工程教育。

一、问题的提出

资赋优异学生的甄别问题，一直是资优教育的核心问题，它直接关系到资赋优异学生的因材施教，关系到他们资优行为的表现，关系到国家拔尖创新人才的生成，历来为社会关注的热点。然而，在实践教学中，如何从培养的角度科学合理地甄别出资赋优异学生呢？如此在甄别“资赋优异”学生的同时，又能确知他们“资优行为”的表现程度？任汝理（Renzulli）的“千鸟格经纬论”（Operation Houndstooth Intervention Theory）提供了理论依据。这一理论明确指出了“资赋优异”向“资优行为”的转化过程：在适当的多因素教育条件（千鸟格背景）下，学生的资赋优异三因子同时交互作用，会表现出一定的资优行为，这些表现出资优行为的资赋优异个体被称为是资优生，如图1所示，而未能表现出资优行为的个体则被称为低成就者，教育的作用就在于促使所有资赋优异的学生都表现出资优行为。

二、研究过程与结果

为了解上海市W中学课程实验班学生的资赋情况及资优行为的表现程度，同时也为了解学生的资赋类型与资优行为的关系，以便更好地对他们实施因材施教，本研究以“千鸟格经纬论”为理论基础，对上海市W中学课程实验班六年级、七年级和八年级的262名学生进行了甄别研究，其中男生140人，女生122人，年龄在11-14岁之间。

经甄别，上海市W中学课程实验班的262名学生，同时参加三个测试的有效人数为250人。依据 “千鸟格经纬论”中对智力水平“一般以上”、 创造力水平“较高”、专注度水平“较高”的规定，我们取学生在瑞文标准智力测验中智力达到“前25%”水平为“一般以上智力水平”、取创造性倾向测试中处于“优秀”和“良好”水平为“较高的创造力”、取学习动机在语数英三科均为“良好”水平为“较高专注度”的综合标准，最终结果如表1所示：

接下来我们对满足资赋优异基本要求的242名学生，依据他们在创造性倾向测试及学习动机测试中是否达到 “较高”水平的标准，将他们分为如下四类：

使用SPSS分析软件对学生历次大型考试成绩的总平均分进行聚类分析，得出结果如表3所示：

最后，我们统合匹配课程实验班学生资赋分类结果及学业成绩的分层结果，得出一个基于培养角度的“三层次四类型”的分类分层矩阵，如表4所示：

从表4可以看出，资赋优异三因子兼具的Ⅰ类学生群体与学业成绩表现优异的学生群体（资优生和扩大的资优生）并不完全重叠。也就是说，学业成绩表现优异的学生群体中，既包含那些理论意义上的资赋优异学生（Ⅰ类），也包括那些在创造性倾向和学习动机方面尚没有达到 “较高水平”要求的Ⅱ类、Ⅲ类、Ⅳ类学生。

三、讨论与总结

（1）资赋优异的学生群体现实存在，而且随着人们对资赋优异学生认识的加深，其群体比例在不断扩大：从最初推孟提出人群中前1%的比例，到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校长刘彭芝提出的前15%，再到任汝理提出的前20%-25%的比例，乃至本研究中50%的课程实验班学生均符合资赋优异三因子的要求。逐渐变大的数字比例启示着教育工作者，在开展日常教育教学工作时，应充分照顾到这批学生群体的学习需要，提供给他们适切的教育。

（2）本研究再次验证了“千鸟格经纬论”——表现出资优行为（拥有创造性作品或学业成绩表现优异）的学生，其资赋类型是多样的：既包含一部分理论意义上的资赋优异学生，也包括一部分在创造力和专注度方面尚没有达到“较高水平”要求的学生。以此理论为依据，可有效考察学生的资赋类型和资优行为表现，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实施因材施教。

（3）本研究中，在符合资赋优异基本要求的学生群体中，根据学生个体的资赋条件和学业成绩表现，还可以划分为12个不同的组别，说明初中生群体的个性化特质明显，也为资优教育提出了挑战。

（4）本研究的研究结果显示，并非所有具备资赋优异三因子的学生都能表现出资优行为，接近1/4的资赋优异学生没有表现出优异的学业成绩，说明还有一些其他因素作用于学生的优异学业成绩表现，需要我们深入研究。

本研究的不足之处在于样本量较小，所得结果受样本个体个别差异影响会比较明显，同时因研究者所选甄别工具的局限性，加之资赋优异三因子内涵的丰富性，不可避免地会导致甄别结果不能准确全面地衡量学生在智力、创造力和专注度方面的表现，但本研究甄别思路可以作为甄别资赋优异学生的新方法在实践中予以推广和应用。

来源：

项瑞芳, 柏彬, & 刘少雪. (2016). 资赋优异学生甄别研究——以上海市文来初中课程实验班为例. 教育发展研究, v.36(02), 55-59.

作者介绍：

项瑞芳：上海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2016届博士生。上海市文来中学（初中部）教师，研究方向：资优教育，课堂教学。

柏彬：上海市文来中学（初中部）校长，研究方向：学校管理、教育教学。

刘少雪：上海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研究生教育，大学教育教学，工程教育。

在“双一流”建设背景下，本研究首先对学术大师的衡量指标进行探讨，选取“全球高被引科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和“国际顶尖学术刊物主编”三个学术大师指标。然后以世界顶尖大学组与世界一流大学组作为对标，考察中国顶尖大学组与中国一流大学组在学科层面的学术大师分布情况，以及学术大师指标在大学层面的表现如何。

研究发现，从学科层面看，在全球高被引科学家指标上，材料科学与农学的全球高被引科学家中，来自中国顶尖大学组与世界顶尖大学组的占比相同，各占三分之一左右。在数学与工程学中，来自中国一流大学组的全球高被引科学家占比最高，超过了世界顶尖大学组、世界一流大学组与中国一流大学组。在诺贝尔奖获得者、国际顶尖学术刊物主编两个指标上，中国顶尖大学组与中国一流大学组在各个学科的占比均为零。在大学层面，中国顶尖大学组的全球高被引科学家指标的得分均值超过了世界一流大学组，但与世界顶尖大学仍然存在差距。而在诺贝尔奖获得者、国际顶尖学术刊物主编方面，中国大学尚未实现零突破。

鉴于“双一流”建设高校仍然与世界一流大学在学术大师指标上存在差距的分析结果，本研究进一步通过案例分析探讨学术大师的引进与培育机制。通过学术大师案例分析发现，第一，大师的引进与培育各有裨益。大师引进在相对较短时间内能够看到成效，但也容易出现政策投机、“抢人”、“挖人”等乱象；引进的大师能否真正留下并在学科建设发展中发挥作用，也有待观察。大师培育尊重了人才培养、学科发展等规律，但周期相对较长，也容易出现学术垄断、近亲繁殖等问题。第二，大师的引进与培育不是单一存在的，而是相互交织、共同作用，形成两种规范性的大师产生机制。

最后，在定量比较与案例分析基础上本研究提出下述若干建议：通过政策推动，加快大师引进；通过师承关系，吸引大师加盟；通过团队合作，培养下一代大师；通过强化影响、淡化指标，优化大师评价机制。 

来源：

陈丽媛,杨建华,高磊.一流大学学术大师的指标表现及其引育机制研究:基于国际比较的视野.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27(3):70-79.

作者介绍：

陈丽媛：上海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讲师，研究方向：教育政策研究、教育社会学、国际与比较教育。

杨建华：上海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16级硕士研究生。

高磊：上海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17级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