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各国的博士生教育正在经历巨大转折和变革。以博士生训练中心(Centres for Doctoral Training , CDTs ; 也称 Doctoral Training Centres, DTCs)为依托的新型博士生培养方式正在为英国博士生教育注入新活力，满足多样化就业去向对博士毕业生提出的多元化要求。目前，我国学术型博士能够在学术界就业的比例也在下降，从这个角度说，英国博士生教育所面临的问题，我国学术型博士生教育也同样存在。分析英国博士生训练中心的特色做法，可以为我国当前博士生教育改革提供一些借鉴。

依托博士生训练中心的学术型博士(Ph.D.)学位项目与传统学术型博士学位项目的区别主要体现在，它以博士生的未来职业为导向，为博士生毕业后从事学术界内外的工作做充分准备。以受英国工程与自然科学研究理事会(Engineering and  Physical Sciences Research Council, EPSRC)资助的博士生训练中心所提供的学术型博士学位项目为例，其特色做法有以下三方面。

第一，回应知识经济诉求的新型博士生培养模式。构建以跨机构平台为依托的博士学位项目，博士生在由不同院系、院校和学术界内外机构高度合作的平台上，接受实践性强、与工业界需求联系紧密的研究训练；采用研究和技能训练相结合的结构化培养，博士生除了完成博士论文，还需要参加教学课程、小型研究项目、研究技能和可迁移技能训练等一系列拓展活动；突破传统师徒制的培养方式，博士生在多学科背景的同辈小组学习中，在接受院系和工业界导师跨领域的共同指导下，增强有效学习、跨学科沟通和团队协作的能力。

第二，兼顾学术能力和职业技能的多方位可迁移训练。设置穿插在不同学习阶段的可迁移技能训练课程，促进研究技能和职业技能平衡发展；开设促进学生对科学知识生产过程中的政治、经济、社会和伦理问题进行讨论和反思的课程，发展博士生的科学责任感和伦理观，培养专业领域的伦理观念；对博士生参加各类公众活动提出要求，一方面向更多的人传递科学思想，另一方面聆听公共领域有价值的科学意见，以此锻炼博士生面向公众的科技交流能力。

第三，基于自我反思的职业发展支持。尽管传统博士生教育一直被认为是针对学术职业做准备，但大多数博士生对学术职业所需技能的了解和掌握也不尽人意；尽管博士生对学术界外的工作感兴趣，但通常缺乏对它们的了解。因此，博士生训练中心从职业生涯的角度出发，为博士生提供贯穿学习阶段的全方位职业发展支持，启发对个人潜能与工作匹配性的思考，加强对不同职业所需技能的了解，促进具有广泛意义职业认同的形成，帮助博士生实现从学生到职场角色的转变。

来源：

吴凡, 刘少雪. 为多元化职业做准备: 英国博士生训练中心的探索[J]. 学位与研究生教育, 2017(10): 66-71.

作者介绍：

吴凡，上海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2018届博士毕业生，现为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博士后，研究方向：工科人才培养，工程职业发展。

刘少雪，上海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研究生教育，大学教育教学，工程教育。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和知识经济的蓬勃发展，国际学术精英的流动愈加频繁。一方面，精英的流动不仅有助于知识的传播与扩散，也对学术生态的多元发展产生重要影响；但另一方面，失衡的流动网络却可能导致国家层面的人才流失，更在历史意义上致使“世界学术活动中心转移”。而近年来伴随“精英循环”所产生的机构马太效应更是引发了科学社会学界的普遍关注和担忧。

在此背景下，本文以21个学科308项国际卓越奖项在1900—2017年间的10,918名获奖人为研究对象，通过简历分析构建了其“最高学位获得机构→获奖时工作机构”的流动网络，并由此检验了国际学术精英机构流动网络的不平等结构及其演化规律。

1. 获奖人流动网络的等级结构

图1：国际学术奖项获奖人的整体机构流动网络及其标度律

图1展示了1900—2017年间10,918名获奖人的机构流动网络，网络中共包括1,546个节点和8,445条边。获奖人流动网络呈现了典型的“核心—边缘”结构，也就是说，大多数获奖人的流动发生在少数机构之间，而与此相反，大部分机构则仅产生或吸引了少数获奖人。与此同时，网络节点的入度和出度均服从幂律分布，说明该网络具有明显的无标度特征，生长过程符合“偏好连接”机制。

2.学术活动中心的地位变迁

图2：不同时期获奖人流动网络中核心机构的地位变迁

如图2所示，通过对不同历史时期流动网络节点的PageRank中心性进行排序，可以发现，在1920—1940年间，网络中居于最核心位置的机构位于德国；1960—1980年间，德国高校的地位显著下降，而英国高校来到首位；2000年后，美国高校后来居上，占据了网络中的大多数核心位置。

3.不平等结构的再生产

图3：不同学科领域和不同历史时期获奖人流动网络的基尼系数

通过洛伦茨曲线和基尼系数对不同学科领域（图3a）和不同历史时期（图3b）流动网络的不平等程度进行检测，结果发现各学科领域均呈现了不同程度的等级化特征（基尼系数范围从0.68到0.78之间），另外，这种不平等结构呈现出愈演越烈的趋势，1940 年获奖人机构流动网络的基尼系数为0.59（67%获奖人的机构流动发生在20%的机构中），而这一数字在2017年达到0.80（89%获奖人的机构流动发生在20%的机构中），这意味着学术领域的“精英循环”现象十分严重。

上述分析表明，在过去的一个多世纪以来，精英流动网络中存在一种“旧瓶新酒”现象——绝大部分获奖人的流动仅仅局限在少数几所大学之间，而学术机构间的马太效应也由此逐步扩大。虽然这一结论在当下的知识经济时代不足为奇，但获奖人流动网络中存在的严重不平等结构引发了如下几个问题：有多少才华横溢的学者，其国际认可会因为学术系统的等级偏好而被忽视？如果不同机构输出和流入精英数量的差距变小，学术系统在总体上的进步是否会更大？如果更低程度的不平等会推进学术系统的进步，奖项系统需要做出怎样的变革在实践中更加利大于弊？这些问题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

来源：

Jiang, F., & Liu, N. C. (2020). New wine in old bottles? Examining institutional hierarchy in laureate mobility networks, 1900–2017.Scientometrics. doi:10.1007/s11192-020-03477-7.

作者介绍：

      姜帆，上海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2019届博士毕业生，现就职于南方科技大学高等教育研究中心，主要从事学术职业、科学学与计算社会学研究。

      刘念才，上海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院长、教授，研究方向：世界一流大学与研究型大学、大学评价与学术排名、高等教育国际化与全球化。

短时间窗口下的引文评价往往是不可靠的，因为这时论文发表的时间较短，论文还没有充足的时间获取被引次数。Jian Wang（2013）的研究发现论文发表2年后的被引次数与发表31年后被引次数的相关系数仅为0.592，这一系数在工程、数学、人文等学科领域中还要更低，各种标准化方法本身并不能解决这一问题（例如，将不同时间窗口下的被引次数进行标准化处理）。然而，现实的科研评价活动中很难做到等到论文发表10年甚至更久的时间再去进行评价。这似乎是一个两难的问题。

本文提出一种解决思路：我们根据每篇论文所在的时间窗口分配给每篇论文的学科标准分（即经过学科标准化以后的被引次数）一个权重，以表示这篇论文学科标准分的可靠程度。权重由论文在短时间窗口下（如2年）的被引次数与可靠的长时间窗口下（如31年）的被引次数的相关系数计算而得到。例如，化学领域中论文发表2年的被引次数与发表31年的被引次数的相关系数是0.55，那一篇来自化学领域发表2年的论文的学科标准分就要乘以0.55，表示这篇论文学科标准分的可靠程度是0.55。论文发表时间越短（长），权重越低（高），学科标准分的可靠性越低（高）。

这项研究首先梳理出各学科论文在1-10年中历年的被引次数与论文发表31年后被引次数的相关系数（见图1），然后将这些系数作为权重与目前较常用的学科标准化指标CNCI指标进行加权处理。我们将加权后的指标应用于大学层面的科研影响力评价中：我们对世界500强大学在集合层面的CNCI指标（公式1）与加权后的CNCI指标——WCNCI指标（公式2）进行了分析。

图1. 各学科论文在1-10年中历年的被引次数与论文发表31年后被引次数的相关系数

        研究发现：

        1，世界500强大学的CNCI得分与加权后的WCNCI得分有着很强的相关性（见图2），但是仍有部分大学在加权后排名变动较大（见图3）。例如加权后，沙特的阿卜杜勒阿齐兹国王大学、阿卜杜拉国王科技大学的排名分别下降了221名和159名，而来自法国的波尔多大学的排名则上升了128名。

图2. 500强大学CNCI得分与WCNCI得分的相关性

图3. 500强大学CNCI排名与WCNCI排名的相关性

        2，排名的变动体现了某些地域特征。例如来自沙特、澳大利亚、中国大陆地区大学的影响力排名都普遍下降，而来自日本、台湾、以色列、德国等地区大学的影响力排名都普遍上升。（见图4）

图4. 排名变动的地域特征

        3，我们对排名变动的原因进行了分析。排名的变动主要受三个因素影响：一所大学较老论文与较新论文的比例结构、一所大学的学科结构、一所大学较老年份的CNCI得分与较新年份CNCI得分的比例。任何一所大学排名的变动都是这三个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而上述排名变动所呈现的地域特征同样也是这三个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我们也对呈现地域特征背后更深层次的原因进行了讨论。

        此外，本文也对WCNCI指标与皇冠指标、新皇冠指标进行了比较。相比老皇冠指标，新皇冠指标“先除后平均”的计算方法由于物理意义明确似乎更受青睐（新皇冠指标即上述公式1）。但是新皇冠指标相当于对每篇论文都赋予了同样的权重，而老皇冠指标（公式3）隐含地给了较老（新）论文的被引次数一个较高（低）的权重，老皇冠指标在对待不同时间窗口的论文方面似乎更加合理。但是老皇冠指标中的权重wi同时还隐含地给了来自被引次数期望值较大的学科的论文一个较高的权重，这就与进行学科标准化的初衷相违背了，是不合理的。我们提出的WCNCI指标先除后平均，同时直接赋予较老（新）论文一个较高（低）的权重，它保留了新、老皇冠指标各自的优点，同时摒弃了这两个指标的缺点。 

        结语：本研究提出的WCNCI指标并非完美，它也有一些缺点（我们在原文中对此进行了讨论）。但它试图去解决短时间窗口下引文评价不可靠的弊端。期待今后能有更好的方法来解决这一弊端，使得科研评价更加科学合理。

        来源：

        Wang X, Zhang Z H. Improving the reliability of short-term citation impact indicators by taking into account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short- and long-term citation impact[J]. Journal of Informetrics, 2020, 14(2): 101019.

from  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abs/pii/S1751157719302603

        作者介绍：

        王兴，男，副教授。博士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现任职于山西财经大学信息学院。主要研究方向为信息计量学、引文分析、科研评价、机器学习等。担任情报学硕士研究生导师，图书情报专业硕士研究生导师。在Journal of Informetrics （SSCI、SCI）、Malaysian Journal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SSCI）、Current Science（SCI）、ISSI2019（Ei）、ISSI2017（Ei）、《清华大学教育研究》等国内外重要期刊及会议上发表论文数篇，出版学术专著1部，其中部分成果被“中国社会科学网”、“科学网”及科普公众号“林墨”转载报道。目前主持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课题1项。担任SSCI、SCI期刊Scientometrics审稿人。个人主页：http://id.sciencenet.cn/u/dahuoche

        张志辉，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世界一流大学研究中心，主要研究方向为科学计量学和科研评价。曾任科睿唯安分析师，现任中国知网高级分析师。

随着我国研究生教育的快速发展，质量保障成为重要议题。从世界各国研究生教育的实践经验看，建立符合本国实际的研究生教育评估制度，是促进研究生教育质量提高的有效手段。而重视高等学校的自我评估和人才培养效果，是大多数国家研究生教育评估制度的共同特征。

美国是世界研究生教育强国，在长期实践中形成了相对完善的研究生学位项目质量保障体系，其中研究生项目审查(graduate program review)是其核心内容和有力抓手。美国高校定期对其研究生学位项目进行综合审查（与我国学位点自我评估类似），为了便于比较，本文将其译为研究生项目评估，简称项目评估。项目评估是对研究生教育项目的一项全面、综合的评估，通常每5-10年进行一次。

美国研究生项目评估为内部驱动，以高校和院系为主体制定评估内容、标准并组织实施，提供学术判断和建议以供改进之用。高校负责自我评估的组织机构形式因校而异，通常做法是由校级评估委员会发起并协调监督，由学校规划研究办公室或评估办公室配合，由被评学位项目教师提供自评材料，评估委员会聘请外部专家实地考察并形成评估报告。项目评估始于项目的自我评估，内容围绕学校研究生教育的使命，包括人才培养、学术发展和服务，为践行使命所需的资源和支持系统（包括制度、文化等软环境）等内容。

研究生项目的数据通常在院校或研究生院层面集中收集和管理，由该项目的教学科研人员审核评价。由于数据通常由学校的不同办公室分别管理，比如招生信息、教师档案、科研合同等，大多数学校都建有一个专门用于项目评估的数据库。项目评估步骤通常包括项目开展自我评估，提交数据和自评报告；外部专家现场检查审议后将评价和建议报告提交给评估委员会；评估委员会形成评估报告初稿，返回被评项目教师审阅并提出反馈；评估委员会根据反馈做必要修改评估报告，提交给学术副校长/教务长和研究生院院长，并抄送相关部门；相关方面联合制定行动计划并实施，以达到改进的目的。

通过梳理分析，可以归纳出美国研究生项目自我评估具有以下特征：

01 完善的制度建设。美国研究生项目评估得以成功开展，一个重要前提是形成了一套有效的制度：首先，院校规划办公室、研究生院、被评院系和项目以及教师在项目评估中各自职责明确，相关部门包括招生、财务、设备、人力资源等在形成和执行行动计划的过程中发挥作用；其次，制定了周密、清晰的评估指南和实施时间表，形成了规范的评估和改进程序以及落实办法；另外，通过形成预算项等措施，来保证评估所需要的资金和其他资源到位。制度的建立和完善使得项目评估成为常态化的组织行为，并促进自我评估内化成为组织文化的一部分。

02 以改进为目的的循环过程。评估的主要目的是持续改进。因此自我评估的内容既覆盖外部评估的要求，还对研究生项目的办学目的和特色、以及对学校办学宗旨贡献进行评估，并根据评估结果、学科发展和人才市场变化进行战略性调整。同时将总结性评估与过程性评估相结合，将评估与改进行动实施相结合，形成建设-评估-反馈-改进的闭环管理。

03 多元主体参与。多元主体参与是美国学位项目评估的另一重要特征。听取不同利益相关者的诉求，鼓励各方积极参与，通过协商达成共识，协调步骤采取行动，是自我评估达到预期目标、行动计划得以落实、切实提高质量的保证。

04 多维的评估内容和多元化的评估手段。项目评估的多维性体现在内容和评估手段上。从内容上看，自我评估不仅对条件、输入与输出等静态指标进行评估，也重视对过程与结果的评估；不仅采用硬数据衡量的客观指标，也注重包含对宗旨、政策、组织、文化、环境氛围、个体体验等方面主观性指标的评估；从多层面、多角度对学生学习与发展进行评估；评估内容不仅反映学科和知识本身的特性与逻辑，还注重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的衔接。从评估手段看，采取自我评估和外部专家评估相结合；通过定量与定性数据收集和分析，使得评估信息相互补充印证，多维、立体地反映出项目现状。

05 将日常性学生学习成果评估嵌入周期性项目评估之中。将日常性的、基于课程教学的学生学习成果评估嵌入周期性的项目评估中，是美国研究生教育项目评估的一个主要发展趋势。包括提供学生学习经历的证据（包括课内和课外学习的经历），评价学生的学业表现，以及毕业后的职业发展情况。

美国实践对我国高校建立常态化的研究生教育自我评估体系具有借鉴意义。

来源：

刘继安，杨楚翘. 美国研究生学位项目自我评估体系特征及其启示[J], 中国高等教育，2017(7)，60-63.

作者介绍：

刘继安，原上海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副教授（2014-2017），现中国科学院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副教授，发展规划办公室主任。研究方向：高等教育管理、创新人才培养等。

杨楚翘，上海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2017届硕士毕业生。

 当前，我国一些高校正在推行聘任制改革，为高校优秀人才选拔和高水平师资队伍建设带来了机遇，但同时也可能给青年教师的学术工作增加压力，对于合作任务较多的科研团队青年教师尤其如此。本研究以高校国家重点实验室的青年教师为对象，探究实施长聘和续聘考核对教师论文与专利数量及质量的影响。研究具体探讨了以下4个问题：（1）科研团队实施长聘和续聘考核情况如何？（2）长聘对科研团队青年教师学术产出存在哪些影响？（3）严格执行聘期考核对科研团队青年教师学术产出有何影响？（4）不同学科团队聘任制改革对青年教师学术产出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

         本研究数据来源于对我国45个高校国家重点实验室1006名教师的简历分析和问卷调查。研究利用简历分析、科研产出数据挖掘的方法，建立了青年教师个人背景信息数据库，包括性别、年龄、职称、之前工作流动情况、以及教师论文和专利数据。此外，通过对每个实验室发放邮件调查问卷，采集得到实验室层面信息，包括实验室学科、规模、聘任制度等。通过描述性统计和计量回归分析，主要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长聘政策实施比例不高，且效果尚不显著。研究发现，在我国高校，实施长聘改革的实验室团队比例仍然不高，仅覆盖样本的15%左右。长聘改革对高校国家重点实验室青年教师论文及专利产出数量和质量的影响尚未显现。该结论与以往研究认为长聘激励教师学术产出的观点有所不同，可能的原因在于：①当前长聘改革实施时间较短，其效果显现具有一定的滞后性； ②长聘“非升即走”的制度安排造成了过大的职业风险和晋升压力，而团队工作往往强调长期合作，需要更加稳定和低竞争的文化环境；③长聘制度具体实施评价标准不合理，可能会不利于青年教师学术产出水平提升。

         第二，续聘考核对提升团队青年教师学术产出质量具有一定积极作用。虽然长聘实施比例不高，但续聘考核制度在大部分样本科研团队中都已实施。严格执行续聘考核的团队，总体上教师发表论文H指数显著更高；同时，青年教师专利授权数量和质量也相对较高。采取较为温和的续聘考核既不会对青年教师职业发展造成严重威胁，又能将问责机制引入学术组织，强化高校教师学术研究成果质量意识，从而提升其在团队中的竞争力，获得聘任上的相对优势。

        第三，聘任制度效果对不同学科团队有所差别。工科团队教师在论文发表和专利获取数量上都显著高于其它学科，但总体上科研成果质量却并不比其它学科高。同时，加强聘期考核对提高工科教师学术成果质量的效果也不理想，而且可能还会对论文发表数量产生不利影响。一些研究者认为，工科不同于理科，其学术成果评价不仅需要验证实验室的可行性，而且还必须接受市场或用户的检验，这可能使得工科教师学术产出周期较长。此外，由于工科学术产出大多具有商业化价值，工科教师常常通过申请专利的方式保护自身研究成果不被他人窃取，而这需要大约两年的审批时间，在获得专利之前教师一般不会将其公开发表，这也影响了工科教师学术成果发表效率。因此，在工科领域，高质量研究成果需要更长的周期和宽松的环境；当短期评价结果与聘任紧密相联挂钩，可能反而不利于提高工科研究质量。

        基于以上研究结果，本文建议聘任制改革的实行应重点考察学术组织环境的特殊性和科研组织模式，关注不同学科实施效果的差异性，科研团队中青年教师可能更适合采取较温和的续聘考核方式，而严格的“非升即走”考核模式效果还需要进一步检验。同时，聘任制改革需要配合科研评价体系改革，要落实不同学科教师职称评审自主权，避免高校层面“一刀切”的人才评价和聘任制度。



      来源：


杨希,李欢.聘任制改革下高校科研团队青年教师学术产出研究——对长聘与续聘考核政策效果的分析[J].科技进步与对策,2019,36(23):129-137.

作者介绍：

杨希，上海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副研究员，研究领域：一流大学财政、一流大学与区域经济发展、高校科技人才。

李欢，上海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2020届硕士毕业生。

随着越来越多的海归人员进入高等院校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高校海归教师已经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庞大的群体，并成为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主体力量之一。目前国内关注海归教师的研究主要聚焦于其回国后的再适应问题，以及海归教师在科研工作中所面临的困难与压力。本文基于组织支持视角，从工具性支持、情感性支持和信息性支持三个维度，通过对上海21所高校447名海归教师开展问卷调查，探索他们回国后在课题申报、成果发表、科研合作与交流、拓展原有研究和开辟新的研究方向五个方面的科研进展满意度，并进一步探讨组织支持对高校海归教师科研进展满意度产生的影响。

研究发现，第一，高校海归教师的科研进展满意度总体不高，各项均值处于3-4分，满意程度介于“一般”与“比较满意”之间，各项评分的均值均未达到“比较满意”的程度。首先，高校海归教师在“课题申报”和“科研合作与交流”方面的满意度评分最低，分别为3.30分和3.49分。其次，海归教师在“成果发表”方面的满意度评分不高，得分为3.53分。最后，海归教师在“拓展原有研究”和“开辟新的研究方向”方面的满意度同样不够理想，评分分别为3.65分和3.74分，但相较于前三者，海归教师在此二项上的满意度明显有所提升。

第二，与同事科研合作的愉快程度对海归教师的科研进展满意度有正向影响。回归结果显示，在控制其他因素后，海归教师与同事科研合作的愉快程度每提高1分，其科研进展满意度提高0.365分，且在.00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社会资本被认为是行动者“所占有的持续性社会关系网”，据此定义，海归教师所拥有的国内社会资本相比于本土教师处于劣势，而社会资本将影响研究者的科研生产力，与同事开展科研合作将有助于增加海归教师的国内社会资本，进而对其学术生产力产生正向影响。

第三，对院系工作氛围的认同程度对海归教师的科研进展满意度有正向影响。回归结果显示，在控制其他因素后，海归教师对院系工作氛围的认同程度每提高1分，其科研进展满意度提高0.133分，且在.05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良好的组织氛围无疑将获得其成员更高的认同程度，海归教师对院系工作氛围的认同程度越高，其对自身科研进展的满意度也会随之提高，此外，良好的工作氛围和人际环境将有利于减轻海归教师回国再适应过程中的科研压力，为其提供迫切需求的人脉资源与情感寄托，并促使其对组织产生认同感和归属感，提升其工作绩效，进而提高海归教师对自身科研进展的满意度。

第四，院系组织的科研经验交流会对海归教师的科研进展满意度有正向影响。回归结果显示，在控制其他因素后，与所在院系未组织科研经验交流会的海归教师相比，所在院系组织科研经验交流会的海归教师的科研进展满意度平均高出0.230分，且在.05的统计水平上显著。组织院系科研经验交流会为海归教师及时和迅速地获取课题申报、论文发表等方面的重要经验提供了恰当的机会，也能帮助海归教师尽快与相同背景的学术圈建立密切联系，获取更为多元的资讯和信息。

基于上海21所高校海归教师的调查数据，为提高海归教师的科研进展满意度，本研究就提升组织支持的有效性提出如下建议：（1）高校和院系应推动海归教师积极开展科研合作和经验交流；（2）院系应注重对海归教师的情感关怀，不断优化工作氛围；（3）高校和院系应注重对于海归教师课题申报的协同帮助。

来源：

周默涵,朱佳妮,吴菡.组织支持对高校海归教师科研进展满意度的影响分析——以上海21所高校为例[J].高教探索,2019(12):101-107.

作者介绍：

周默涵，上海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硕士研究生，从事高校海归教师、工科女性教师研究。

朱佳妮，上海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副研究员，从事学生与学者跨文化及学术适应、德国高等教育与科技政策研究。

吴菡，上海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2016级硕士研究生。

近年来，大学排名影响日益扩大，从最初为学生提供信息的择校指南逐渐发展至今被高校、政府、企业和公众等多方利益相关者广泛应用。每一个应用主体在应用排名时都有自己的原因和所希望达成的目的，要想引导应用主体合理有度地应用大学排名，就必须了解和研究各主体应用大学排名的原因/目的。本研究通过对1994-2014年间的130篇学术文献进行内容分析，全面系统地总结出了不同主体应用大学排名的10种具体原因/目的。

        从应用主体来看，其应用排名的目的主要包括：（1）提升排名名次。随着排名影响力的增大，排名位次已经逐渐成为高校质量、形象、声誉和地位的重要象征，高校很难对排名结果视若无睹，许多高校将提升排名名次作为重要的目的之一；（2）高校竞争资源。随着越来越多的学生、教师、政府和捐赠者将排名作为参考信息，高校办学所依托的资源的流向无形中受到排名很大影响，很多学校不得不在日常的学术和管理事务中尽可能地利用排名的影响力来竞争资源；（3）提升声誉或地位。高校在排名中的表现已经成为高校声誉和地位的重要表现，也影响着与之密切相关的学生、企业、校友、捐赠者等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声誉和地位。提升声誉和地位成为各类主体参考排名、应用排名的重要目的；（4）获取信息和数据。提供信息和数据是大学排名诞生的最初目的，也是各类主体应用大学排名最基本的目的，例如学生获得择校信息、企业获取招聘信息、学校和政府获取高校间的比较信息等；（5）提高和改善高等教育质量。大学排名作为一种第三方高等教育评价手段，促成了高校和政府等应用主体以提高和改善高等教育质量为目的的改革。

        从排名本身来看，其本身具有以下属性：（1）排名指标的导向性。排名机构选取什么样的指标、如何对指标进行定义、收集哪些数据来支撑这些指标都可能成为决定排名结果的重要因素，因此排名指标成为引发主体应用行为、引导主体应用方式的直接原因；（2）排名传播范围广、影响力大。大学排名的影响力日渐增加，使更多的学生、公众、企业甚至政府和高校无法忽视排名这一评估手段，在进行个体或机构决策时考虑排名；（3）排名填补了信息空白。大学排名的数据和结果中包含了能够满足各应用主体需要的、丰富的高等教育比较和评估信息，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大众对于大学这一象牙塔信息的空白和不足；（4）排名简单易获取。对于对高等教育领域不熟悉的外部利益相关者来说，排名表的形式简洁直观，具有很大的吸引力。报纸、杂志、网络等获取排名信息的渠道成本低廉，获取难度低，也有利于排名影响力的扩大；（5）排名具有一定的客观性。大学排名大多是由独立于高等教育的媒体机构、学术机构等第三方机构发布，选择的指标也多是被普遍认可的较为科学的指标，具有一定的客观性。较为客观和可信的数据和方法，更加促进了各主体对大学排名的信任和使用。

         在上述两个类别10个具体的排名应用原因/目的中，提升排名名次和排名指标的导向性分别是各自类别中被提及最多的因素。根据社会学中“反应性”（reactivity）行为的概念，如果将大学排名看作是对大学的评估和测量，大学作为被测量的对象针对评价的具体指标和测量方法有针对性地改变行为、提升名次的做法是反应性行为的表现。

        在实际应用中，各主体应用大学排名的原因/目的往往复杂而又相互联系，是多种原因共同促成的结果，而不是仅由单一因素造成的。大学排名的多个应用主体的应用原因/目的之间、同一个主体的多个应用原因/目的之间也是复杂而又相互联系，甚至是相互冲突的。同一个主体的多个应用原因/目的之间也可能出现矛盾与冲突。最常见的就是高校提升排名名次与提高和改善高等教育质量之间的矛盾与冲突，排名名次的提升和保持通常是短期利益的体现，而高等教育质量的提高和改善则是每一所高校都应该追求的长期利益。



        来源：

        苗耘, 刘念才. 各主体应用大学排名的原因/目的研究[J].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 2017,38(1):64-72,93.

         作者介绍：

         苗耘，上海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2016届博士毕业生，研究方向：大学评价与排名。

         刘念才，上海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世界一流大学与研究型大学研究、大学评价与排名、定量科学评价与科学政策。

为缩小不同社会阶层群体在高等教育入学和就学方面的差距，美国联邦政府颁布了一系列政策法规来促进教育机会公平。在联邦政府设立的一系列大学前教育拓展与早期教育支持项目中，要数 “三计划”( TRIO Programs) 影响范围最广。“联邦三计划”的实施对美国低收入家庭学生及其他社会弱势学生群体的高等教育入学机会产生了积极影响，并有力地推动了高等教育领域的民主化运动。

        鉴于此，本文以“联邦三计划”为例，借鉴美国学者吉尔伯特 (Neil Gilbert) 和特雷尔 (Paul Terrell) 对社会福利政策分析的框架。从支持对象、服务内容、输送策略、资金筹集渠道以及价值观选择五个维度，系统地分析美国“联邦三计划”教育支持项目的特点与实施成效，以期为我国促进不同社会阶层学生的高等教育机会公平提供借鉴与启示。

        分析发现，美国联邦政府在促进不同社会阶层群体的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公平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联邦三计划”主要呈现出以下特点: 第一，支持对象以社会弱势学生群体为主，资格准入条件明晰; 第二，支持内容超越单纯的经济资助，已形成一套经济资助和非经济支持相互融合的学生支持服务体系; 第三，服务输送系统呈现多元化趋势，既有中学机构、高等教育机构，也有社会非营利组织和团体; 第四，支持经费来源以联邦财政资助为主，拨款程序公正、透明; 第五，教育支持价值观选择以公平为主，兼顾充足。

        基于美国联邦教育支持计划已取得的一些成功实践经验，本研究认为，我国政府在促进高等教育机会公平的过程中可有所选择地尝试和借鉴：一是，政府应完善学生资助体系，从单一性的经济资助向多元化的经济资助、学业支持、心理辅导方向转变；二是，国家应开展学生资助项目效果的追踪调查研究，对学生资助项目实施动态评估，并定期监督财政经费的流向和绩效。


        来源：

        熊静,杨颉.美国“联邦三计划”教育支持项目的特点与实施成效[J].现代大学教育,2017(02):62-69.

        作者介绍：

        熊静，上海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2019届博士生，现为江苏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讲师，从事高等教育公平、大学生发展研究。

        杨颉，上海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研究员、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党委书记，博士生导师，从事大学战略发展、学科评估研究。

SCI期刊编委被喻为学术期刊的“守门人”，在国际科研产出评价体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SCI期刊编委一方面扮演着学术话语权控制者的关键角色（例如他们把握着本学科研究的热点领域，制定着期刊中学术评价的标准，决定着期刊文章的发表与否等）；另一方面，SCI期刊编委通常也是本学科领域内的学术精英，当选编委正是基于他们自身较高的科研产出水平，他们基于自身较高的科研产出水平也能为本校科研产出的提升直接贡献力量，因此，一所大学所拥有的SCI期刊编委可能与本校的科研产出之间存在着某种关系。

本研究选取计算机学科447本SCI期刊中拥有编委的1573所大学作为样本，分别运用普通最小二乘回归与分位数回归方法对这些大学所拥有的SCI期刊编委数量与论文数量、总被引频次、篇均被引等科研产出指标进行相关性实证检验。通过分位数回归方法，详细刻画当大学科研产出位于不同条件分位点时，大学编委数量与科研产出相关性的变动差异。

研究结果表明，计算机学科中大学的编委数量与论文数量、总被引频次、篇均被引均有着显著的正相关性。且分位数回归结果进一步表明，当一所大学的论文数量、总被引频次位于条件分布的越高（低）分位点时，编委数量对它们的影响系数也越大（小）。对于篇均被引，也基本上表现出随着篇均被引条件分位点的提高，编委数量对它的影响系数呈现逐渐增大的趋势（见图1-3）。我们对分位数回归结果背后的原因进行了讨论。

图1 计算机学科大学论文数量分位数回归与普通最小二乘回归结果比较

注：横坐标为分位点，纵坐标为大学编委数量对论文数量的回归系数。水平虚线为普通最小二乘回归结果，圆圈曲线为分位数回归结果，曲虚线为其95%置信区间。

图2 计算机学科大学总被引频次分位数回归与普通最小二乘回归结果比较

        注：横坐标为分位点，纵坐标为大学编委数量对总被引频次的回归系数。水平虚线为普通最小二乘回归结果，圆圈曲线为分位数回归结果，曲虚线为其95%置信区间。

图3 计算机学科大学篇均被引分位数回归与普通最小二乘回归结果比较

        注：横坐标为分位点，纵坐标为大学编委数量对篇均被引的回归系数。水平虚线为普通最小二乘回归结果，圆圈曲线为分位数回归结果，曲虚线为其95%置信区间。

        此外，本研究也选取了部分小样本数据对大学SCI期刊编委与科研产出关系背后的因果机理进行了一些探索性分析。更多关于两者因果关系方面的研究请参见本人其他论文中的研究。

来源：

Wang X.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CI editorial board representation and university research output in the field of computer science: A quantile regression approach[J]. Malaysian Journal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2018, 23(1): 67-84.（SSCI）

作者介绍：

王兴，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现任职于山西财经大学信息学院。高教院2016届博士毕业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信息计量学、引文分析、机器学习等。在Journal of Informetrics（SSCI、SCI）、ISSI2019等国内外重要期刊及会议上发表论文数篇，担任SSCI、SCI期刊Scientometrics审稿人。

美国一流大学教育基金会规模庞大、管理成熟，筹集到的巨额捐赠资金不仅满足了大学发展需要，更增强了大学的自主性，保障了大学的学术自由，对现代大学制度的建立产生了重要作用。我国大学教育基金会起步晚，规模小，管理水平亟待提高。为了促进我国大学教育基金会的发展，建立多元化高等教育经费筹措体制，本文以2013年世界大学学术排名（ARWU）和美国高校商务官协会（NACUBO）公布的2013年美国大学捐赠基金资产总额排名为依据，选取ARWU排名前100位且捐赠资产规模前5位的美国公立大学5所、美国私立大学5所，以及国内大学中捐赠资产排名前5位的5所一流大学作为研究样本, 通过比较中国与美国一流公、私立大学教育基金会在资产规模、组织结构、筹资机制、投资策略与收益等方面的差异，为我国大学教育基金会的发展提供有益的启发和借鉴。

从资产规模来看，美国一流私立大学教育基金会资产总额最高，其次是美国公立大学教育基金会。相比之下，我国一流大学资金规模仍较小，捐赠收入尚未成为大学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从筹集机构设置来看，美国一流公私立大学机构设置更细化，捐赠办公室与捐赠形式相对应。我国大学教育基金会捐赠办公室规模较小,大多没有细化；从投资机构设置来看，美国5所一流公立大学、5所私立大学教育基金会均成立专门的资产管理机构，聘请来自投资银行和金融机构的专业人士组成管理团队，制定投资目标和投资政策。我国这5所一流大学基金会均未成立独立的资产管理机构，而是由基金会职能部门——财务部或者资金运作部负责捐赠资产的投资运作。从筹资机制来看，美国5所一流公立、5所私立大学教育基金会筹集基金的方式灵活多样，主要包括：现金、不动产、有形资产、信托、证券等。我国5所一流大学教育基金会募捐方式仍然比较单一，多限于现金支付和实物捐赠；从投资策略与收益来看， 美国公私立大学教育基金会投资组合是多元化的，既有传统类的金融投资，如股票或债券，又有非传统类的资产投资，即另类投资，如房地产、绝对收益产品等。我国这5所大学教育基金会投资仅限于金融市场，没有涉及实物投资，且资产分配较为单一，侧重短期投资，不存在明显的投资组合，投资风险较低，但收益较为有限。

因此，我国大学教育基金会应拓宽社会捐赠方式，优化筹款项目；优化大学基金会组织机构设置；提高决策组织人员的专业化素质，保证捐赠基金的高水平运作。

来源：

苏洋，赵文华.中美一流大学教育基金会的比较与借鉴[J].高教探索，2016(03)：53-57+74.

作者介绍：

苏洋，上海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2019届博士生，现任华东政法大学高等教育与教育法制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研究方向：高等教育管理，科技创新政策。

赵文华，上海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高等教育管理与政策、现代大学制度。

一流的人才培养质量是世界一流大学的重要标志。世界一流大学可以为社会培养出政界领袖、学界大师、商界精英等各类杰出人才，而企业高管就是代表商界精英的一类群体。20世纪80年代以后，企业高管的人口背景特征在管理学领域受到关注，成为研究企业发展战略和绩效水平的关键因素。作为人口背景特征的组成要素之一，教育背景通常被视为研究企业高管认知能力的替代工具。教育背景能够反映企业高管视野的开阔程度、处理复杂信息的能力、应对组织变革的态度等。基于履历分析、相关性分析、社会网络分析三种方法，本研究发现企业高管教育背景与世界一流大学关系密切。

根据全球企业营业收入排名（2015年度），研究选取全球10000家企业的70205名高管作为分析样本，并通过其履历提取毕业院校及学位信息。参考ARWU、QS、THE以及USNews四个全球性大学排名，研究界定进入以上任意一个排名前100位大学为“世界一流大学”，进入以上任意一个排名前500位大学为“世界知名大学”。在全球万家企业高管拥有的全部学位中，34%的学位来自不到全球大学总数1%的世界一流大学，62%的学位来自不到全球大学总数5%的世界知名大学。在500强企业组，高管拥有的世界一流大学和世界知名大学学位数占该组高管学位总数的比例高于10000强企业组。在文、法、商、理、医五个学科领域，企业高管拥有的世界一流大学学位数占本学科领域高管学位总数的比例相差不大，而在工学领域这一比例相对偏低。企业高管学位的大学频次排序与大学排名名次具有较强的相关性。这一结果验证了全球性大学排名作为人才培养质量测量工具的有效性。

社会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对教育的需求日益凸显，而高等教育质量的提高能够促进人力资本数量积累和质量提升，进而增强国家经济实力。与全球500强和10000强中的我国企业数量相比，进入全球性大学排名百强的我国大学数量相对较少。这与我国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是不相称的。企业高管教育背景不仅与世界一流大学具有十分密切的关系，而且能够折射出大学人才培养质量，反映人力资本对企业发展的贡献。对我国而言，只有培育更多的世界一流大学，才能更好地满足社会经济发展和企业人才需求，从而在服务国家战略中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

来源：

陈沛,刘念才.全球万家企业高管教育背景与世界一流大学的关系研究[J]. 高等教育研究, 2016, (11): 1-9.

作者介绍：

陈沛，上海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2017届博士毕业生，现任东北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讲师，公共事业管理系系主任，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教育经济学研究。

刘念才，上海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院长、教授，研究方向：世界一流大学与研究型大学、大学评价与学术排名、高等教育国际化与全球化。

学生评教旨在建立 “教”与 “学”的共同体，促进 “教”与 “学”的对接，进而推动 “教学相长”。基于这一设计，英美一流高校通过实践探索，形成了完善的学生评教体系，为我国高校做出了很好的示范。其具体体现为: 基于教师、学生、教学媒介三个维度，组织评教内容; 遵循从实施、反馈到改进的路径，构建闭环式的评教运作模式; 坚持从思想、组织到技术的贯彻，形成自上而下的评教支持系统。

一、 三维向度的评教内容: 教师—学生—教学媒介的组合

(一)   教师施教: 教学行为的考察

教师是教学活动的组织者和引导者，其教学行为表现对于有效教学的开展具有重要的作用。为创设出有效教学的课堂，所选英美案例高校设计出了具象化、渗透多元生成教学理念的教学行为评价内容。

(二)   学生学习: 学习效果的考察

学生是教学活动主要的参与者和体验者，其学习效果对于教学成效的反映具有重要的作用。然而，在诸多的学生评教中，只以学生满意度作为学习效果的衡量标准对教学改进只具有 “督促”作用，在效果上远低于细化多元的学习效果衡量标准对教学改进的实践 “指导”作用[1]。所选英美案例高校不仅关注学生对整体课程的满意度, 同时也通过考察学生课程学习目标的达成度、知识获得以及技能养成等情况来衡量学生的学习效果，以此了解教学的成效。

(三)   教学媒介: 课程要素的考察

课程要素充当教学过程中的教学媒介，贯穿于整个教学过程之中。总的来看，英美一流高校考察的课程要素从课堂学习材料到课后家庭作业无一不包。主要包含以下几个部分: 课程内容、课程目标、课程活动、课程学习任务 (课堂学习任务和家庭作业)、课程学习材料、课堂测试内容。每一个要素下具体考察的内容都侧重关注是否符合学生学习特征、促进学生学习，集中反映了教与学的对接情况。

二、 闭环式的评教运作模式: 实施—反馈—改进的循环

（一）组织实施: 按照计划分步推进

所选案例高校的教务处会在评教前列出具体的评教步骤以及对应的时间段，并公开发布在网站上，以此指导和规范评教的组织者和参与者按照计划完成每个阶段的评教工作。此外，案例高校会根据不同阶段的评教工作特征采取不同的方式推动评教的开展。

（二）结果反馈: 满足不同个体需求

所选案例高校会对不同的主体进行有限制性地公开和反馈评教结果。他们会向学生反馈相关课程的一些量化评价结果，帮助学生选择合适的课程;向教师反馈其教授课程的所有学生的反馈意见，帮助教师改进教学; 向管理者反馈所有教师的评教结果以及评教的总结报告，帮助管理者了解整体教学情况以此完善课程设置。

（三）回溯改进: 反思教学和评教体系

评教实施及结果反馈的完成并不意味着评教活动的结束，通过评教结果回溯教师的教学过程和评教体系是评教活动中重要的一步。所选案例高校的教师会根据评教结果回顾反思自己的教学过程。此外，案例高校的管理者也会根据反馈结果改进评教体系。

三、 自上而下的评教支持系统: 思想—组织—技术的贯彻

（一）思想引领: 追求卓越的教学和学生参与

思想层面上对于卓越教学的重视以及对学生参与的深刻认识，能够帮助评教的利益相关者们形成对评教价值的认识，明确自身肩负的评教责任，以此科学有序地推进评教工作[2]。所选案例高校以追求卓越的教学作为大学发展的使命和目标；此外也将学生参与作为大学的精神文化意蕴之一。

（二）组织保障: 协同各部门参与合作管理

不同类型、不同层次部门的协同参与管理在学生评教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所选案例高校中负责事务性工作的部门和负责教学科研指导工作的部门相协同；学校层面部门和学院层面部门之间相协同，共同推进学校评教工作的有序开展。

（三）技术支持: 提供从评教设计、实施到反馈的一体化服务

在线评教的灵活性、有效性和完整性都优于纸质化评教[3]，所选英美案例高校早在21世纪初开始就从纸质化评教向在线评教形式转变。在开展在线评教的实践中，案例高校也在不断优化在线评教支持系统，着力提供从评教设计、实施到反馈的一体化服务。普渡大学开发的 CourseEval 评教系统在提供这些服务方面为我们做出了很好的示范。第一，系统快速生成评教的个性化问卷；第二，系统自动监控学生评教的实施情况；第三，系统会对评教结果数据进行分类和比较。

综合以上分析可以发现，英美一流高校已在学生评教的实践和研究中逐渐构建起了一套科学、完善的评教体系，形成了自己的质量文化，值得我国高校加以学习和借鉴。一方面，我国高校应该从评教内容、运作模式以及支持系统三个方面完善现有的评教体系; 另一方面，高校应从质量文化的两个构成要素即文化要素和管理要素出发[4]，引导评教利益相关者形成有关教学质量的共同价值观和承诺，完善高校质量管理系统, 以此形成自身的质量文化。

注：

[1] 杨晓峰. 高校“民粹本位”教学质量评价的困惑与出路[J]. 高教探索, 2012(3):78-81.

[2] Chen Y, Hoshower L B. Student Evaluation of Teaching Effectiveness: An assessment of student perception and motivation[J]. Assessment ＆ Evaluation in Higher Education, 2003,28(1) : 71-88．

[3] Ghilay Y, Ghilay Ｒ. Student Evaluation in Higher Education: A comparison between computer assisted assessment and traditional evaluation[J]. Journal of Educational Technology, 2012,9(2): 8-16．

[4] 徐赟,马萍. 欧洲大学质量文化建设: 实践及启示[J].外国教育研究,2017(9) :3-12．

来源：

蒋雅静, 陆道坤. 一流大学学生评教体系研究——以哈佛、耶鲁、牛津、剑桥等十所高校为例[J]. 高教探索, 2019(5)：49-54.

作者介绍：

蒋雅静，上海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17级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研究生学习经历和研究生学位标准研究。

陆道坤，江苏大学教师教育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师范教育史、中外教师教育制度与实践等方面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