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大原创性成果产出少是困扰我国一流大学建设的关键问题之一。精英科学家是重大原创性研究的领军人物或主力军，具有丰富的研究经历和国际视野，始终站在科学研究的前沿，在重大原创性成果产出这一问题上最具有发言权。因此，本研究紧紧围绕“我国一流大学重大原创性成果产出少的瓶颈因素是什么？”这一核心问题，在原始创新相关理论的指导下，从不同角度对国内外865位精英科学家开展在线问卷调查。调查发现，重大原创性成果的产出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科研评价是我国一流大学重大原创性成果产出少的瓶颈因素。

问卷中的4个问题（中国一流大学重大原创性成果产出少的主要原因有哪些？中国一流大学要想取得更多的重大原创性成果，将面临哪些方面的特殊挑战？要想促进中国一流大学取得更多的重大原创性成果，我国政府应该采取哪些关键举措？要想取得更多的重大原创性成果，您认为中国一流大学应该主要从哪些方面进行改革?）从不同角度探讨了我国一流大学重大原创性成果产出少的瓶颈因素。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在对4个问题的回答中，与科研评价相关的结论有2个（即急功近利的科研评价机制、科研评价与考核体系改革），这两个结论“最重要项”的开放部分与封闭部分回答人次之和高达537（见表1）。可见，科研评价在重大原创性科研成果产出过程中的作用至关重要。

表1 4个问题的调查结论汇总

本研究再对4个问题的封闭部分和开放部分的回答进行综合分析。

1.对封闭部分回答的分析

将24个选项按平均得分排序，得分最高的10个选项如表2所示，其中“急功近利的科研评价机制”选项得分最高。依据内容相关程度，这10个选项可分为五类: 科研评价相关、科研活动相关、科研环境相关、科研管理相关、科研人才相关，其中“科研评价相关”类选项平均得分最高，为12.08。

表2 平均得分前10名的选项

如表3所示，在4个问题封闭部分“最重要项”填写人次为100以上的选项中，“学术氛围浮躁，潜心学术的科研人员比例偏低”这一项的填写人次位居第一。“急功近利的科研评价机制”填写人次居第二位。依据内容相关程度，这10个选项可分为五类：科研评价相关、科研环境相关、科研管理相关、科研人才相关、基础教育相关。其中“科研评价相关”填写人次最多，达594。可见，从“最重要项”的回答来看，科研评价与重大原创性成果的关系最为密切。

表3 4个问题封闭部分“最重要项”填写人次达到100以上的选项

对4个问题开放部分的所有回答进行词频分析后发现^[14]，频次最高的是“评价”，其次是“人才”。词频最高的前五个词的排序结果如表4所示。

表4 4个问题所有开放回答的词频排序

 对4个问题“最重要项”占比为10%及以上的类属汇总后发现，共有14个类属，按内容相关性分类，可以分为四类：科研评价相关、科研环境相关、科研人才相关、科研管理相关。其中“科研评价相关”类居首位（见表5）。

表5 4个问题开放回答“最重要项”类属汇总结果

从上述开放回答的结果来看，科研评价依然是填写人次最高，其次是科研人才、科研环境。

可见，科研评价是我国一流大学重大原创性成果产出少的瓶颈因素。科研评价直接关系到科研人才的成长、科研环境的优劣等与重大原创性成果产出密切相关的要素。鉴于此，我们建议：从长远来看，我国一流大学应建立长效评价与有效激励相结合的评价机制，将原始性创新纳入评价标准，逐步建立起与原创性研究的特点相适应的高校科研评价制度。

本研究以具有丰富科研经历和经验的国内外精英科学家为调查对象，研究结果可信性强，对于我国一流大学建设、高校科技创新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来源：

刘莉, 董彦邦, 朱莉, et al. 科研评价:中国一流大学重大原创性成果产出少的瓶颈因素——基于国内外精英科学家的调查结果[J]. 高等教育研究, 2018, 39(08):28-36.

作者介绍：

刘 莉，上海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副研究员，管理学博士，从事高校科技评价与政策、世界一流大学研究；

董彦邦，上海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博士研究生，从事世界一流大学研究；

朱 莉，上海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硕士研究生，从事高校科技评价研究；

张梦琪，上海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硕士研究生，从事高校科技评价研究；

刘念才，上海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世界一流大学研究。

依据自我决定理论（self-determination theory），选择（choice-making）是课堂中学生自主性的支持因素。在课堂上提供选择机会是高等教育的显著特征，通过参与课堂选择，学生的课堂学习任务从老师安排的强制性任务转变为由学习者自己控制的学习任务。本研究探讨了中国硕士研究生对课堂选择的看法以及课堂选择与学习动机之间的关系，并比较了不同学习环境中（中国与英国）的课堂选择机会。

课堂选择的复杂性

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在大学课堂中提供选择机会可以提高学生的学习动机，且在大多数情况下，课堂选择有益于学生的自主学习。但是，过量的选择可能会适得其反，因为学生可能会感到不堪重负、在过多的选择中迷失方向或是倍感压力。换句话说，选择并不总是有益的。虽然我们普遍认为拥有更多的选择机会令人愉悦，但事实上，过量的选择机会带来了困难和挫折感。原因在于，太多的选择机会可能会要求学生不断做出判断，他们需要获取大量信息以做出合理的选择。一旦这些信息不足以支持选择过程，学生可能会感到迷茫和承受压力。此外，为学生提供完全自主的选择可能会使整个课堂变得难以控制，并对学习质量产生负面影响。因此，只有在适当范围内进行选择，并配合教师的建议或指导，课堂选择才有利于提高学生的学习动机。

较少的选择不一定削弱学习动机

另一方面，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较少的选择机会不一定使学习者失去动力。这一结论与大多数认为缺乏课堂选择会抑制学习动机的研究相矛盾。不同的学生有不同的需求和偏好，如果有更多的选择机会，学生可以依据个人需求和偏好做出选择。在很大程度上，获得选择机会能带来心理上的满足感和掌控感，但这并不意味着较少的选择机会会对学习动机产生负面影响。如果一名学生认为他已经习惯了跟随老师的指导或同学的建议，那么，他可能会认为课堂选择机会不太必要。在大多数的中国大学课堂中，学生在做选择时通常表现出相互依赖性；同时，他们认为教师更专业、知识更渊博，所以，他们通常认为教师能帮助他们做出最好的选择。我们的研究发现，在面临课堂选择时，少部分学生仍然遵循上述做法（跟随老师或同学，而不是独立做出选择）。但是，本研究中的大多数学生对进行独立选择表现出非常积极的态度，其中一些人表现出对自主学习的青睐，且他们认为自主选择有助于提升学习动机。

选择对动机的影响可能因人而异

选择对动机的影响与学习者的个体差异有关。对于高度自律的学生而言，课堂选择是一种激励因素，但对于散漫的、自律性较差学习者来说，是否拥有选择机会对他们没有太大影响，有时甚至有负面影响。例如，当缺乏自律性的学生可以自行选择教学材料时，他们大都倾向于选择最容易的教学材料，这会阻碍他们的学习进度。同时，本研究表明，对于学习动机较低或学习兴趣较低的学生而言，课堂选择尤其有益，因为课堂选择让他们有了更多自主决策的可能性，他们有机会选择自己感兴趣的学习材料或活动，这对提升其学习动机很有帮助。

中国课堂中的选择机会少于英国课堂

研究发现，就读于英国大学的硕士学生比在中国学习的硕士学生拥有更多的选择机会，原因在于：（1）中国大学课堂仍以教师为中心，学生在课堂上的选择机会非常有限；（2）较少的选择机会也与学生自身有关，因为有的学生即便有机会在课堂上做出选择，他们也会放弃这些机会，因为他们试图避免犯错。因此，如果教学环境为学生提供选择非常有限，再加上学生本身不愿意独立做出选择，那么，他们所拥有的选择机会非常有限。

来源：

Tian, L. & Wu, Y. (2018). Classroom choice-making for Chinese master’s students: choice, motivation and learning contexts. Teaching in Higher Education. (Online first) https://doi.org/10.1080/13562517.2018.1515194.

作者介绍：

田琳，上海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2016级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世界一流大学功能；高等教育与全球共同利益。

吴燕，上海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世界一流大学研究；院校研究。

美国哈佛大学前校长科南特（J. B. Conant）指出：“大学的荣誉不在于它的校舍和人数，而在于它一代代教师的质量；一个学校要站得住，教师一定要出色。”^［1］我国教育部在2012年进行的高校学科评估中也将“专家团队情况”即院士、千人计划、长江学者等各类高层次人才作为一个重要的评估指标。同时，国家明确提出“双一流”的遴选标准包括在师资队伍建设方面拥有一批活跃在国际学术前沿的一流专家、学科领军人物和创新团队。^［2］但高校间高层次人才流动日益频繁的同时乱象丛生，而媒体也为吸引眼球频繁报道高校人才竞争情况。2017年教育部办公厅发布《关于坚持正确导向促进高校高层次人才合理有序流动的通知》，指明了高校人才工作改革的方向，也反映出高层次人才非正常流动的现实和问题的严重性。^[3]那么，我国高层次人才的职业流动情况究竟如何？笔者选取了我国科学技术领域的领军人才中国科学院院士（以下简称院士）作为研究对象，他们的工作单位主要集中于高校和中科院系统下各科研院所，是高等院校人才引进的主要目标人群。因而对院士当选后的职业流动情况进行挖掘和分析，以期能回答当前这一疑问。

通过在中国科学院官方网站、院士就职单位门户网站和百度百科词条三方网络平台搜集数据信息，笔者对2007-2015年当选的226名院士（原229人，已故3人）进行履历分析(Curriculum Vitae Analysis)（截止时间为2018年2月），以了解我国科学技术顶尖人才在当选院士后的职业流动情况。统计结果表明，172名院士从当选至今，其官方工作单位未发生变化，占样本总数的76.1%；有54人发生职业流动，占23.9%，其中21名是因上级组织命令而出现工作调动的，33名则是主动发生职业横向流动的。数据显示：院士在当选后的职业流动率很低；自发校际及趋洋（跨境）职业流动的院士大多属于在岗职业流动；院士主要在教育科研系统内部进行职业流动；与工作单位拥有学缘关系的院士较少出现职业流动；院士在职业成长阶段基本能保持单位的稳定性。

本文借用职业心理学家德梅罗蒂（E. Demerouti）和贝克（A. B. Bakker）等人于2001年提出的工作要求——资源模型（Job Demands-Resources Model）^[4]，在一定程度上对本研究收集的数据结果进行解释。首先，相较一般科研人员而言，所在单位及上级部门对院士提出的工作要求较高，对其予以厚望并委以重任。在高强度的工作要求下，如果单位能为其提供相应的工作资源，则可以进一步激发其工作动机（如工作投入度、组织承诺等），使其为个人和组织的发展而努力工作，这又会提升其在组织的工作表现，最终降低职业流动意愿。从文中可以看出，不论是否发生职业流动，所在单位和本人都对自身提出了严格的工作要求，这对其当选院士后的职业流动选择有一定影响。其次，所在单位为院士提供了充足的工作资源（如学术自由、社会资本等）。一些院士曾任或现任相关单位的领导职务，带领的团队一般依托其所在的实验室或研究所，团队人数为十几人到几十人不等，这些资源为其自由开展科研、教学和行政管理等多方面工作提供了保证，有助于职业动机的实现。另外，社会资本是影响中国大学教师职业流动非常重要的因素^[5]，其中学缘关系作为社会资本的重要表现形式，不仅可以为其学术职业的发展提供直接帮助，而且可以帮助他们获得更多的学术资源，间接促进其学术职业的发展^[6]。因而与当选时所在单位拥有学缘关系或在初始工作单位／当选时所在单位工作10年以上的经历，使得院士在职业发展过程中可能得到组织给予的更多支持，这不仅促成了其前期的职业成功，对后期的职业发展同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即对其职业流动意愿和行为产生影响。最后，能够作出系统的、创造性的成就和重大贡献的院士^［7］，他们之取得成功不仅仅有外部因素的影响，其个人特征如自我效能感、乐观态度、坚韧和自尊心等，能够与所在单位提供的工作资源、提出的工作要求和谐互动并发生作用，是其职业成功的基础。因此，对于院士们来说，他们追求的是职业成功，成功的前提是“坚持”——不仅是对研究方向的坚持，也包括在不利工作条件下的坚持，由此可以说，院士对通过职业流动改善条件的“兴趣”可能是有限的。

因此，选择适合自身学术发展的工作单位是高层次人才的权利和自由，也符合精英人才职业发展的基本规律。作为科技领军人才的中科院院士在获得职业成功后，职业流动的情况并不像舆论报道的“挖人大战”那么如火如荼，这说明：第一，高校“挖人大战”是部分高校与少数高层次人才之间的“游戏”，一些媒体以偏概全的报道不符合我国高层次人才职业流动的实际情况。第二，高层次人才市场勿将薪酬待遇放大成唯一的工作资源，从而影响学术圈的健康氛围。第三，高层次人才在职业生涯探索与建立阶段积淀的工作资源对职业流动有较大的影响，值得引起重视。第四，适度、公开的工作要求对于高层次人才工作动机的实现具有积极意义，有利于规范高校人才市场。

总而言之，学术职业流动是高层次人才生涯发展中的正常现象，公开、合理的流动对学术职业成长具有积极作用，而无序、不合理的流动会给高校、社会和个人都带来负面作用。^［8］部分媒体的片面报道无疑放大了高层次人才的非正常流动状况，给教育科技领域带来不良的价值引导和干扰。因此，作为独立于学术圈的大众媒体，应理性报道，力求客观真实地反映高层次人才的职业流动情况。作为高层次人才的主要集中地——高校，在师资队伍建设上应理性规划、合理选择，在人事制度管理上应公开透明、及时更新，特别要以极大的耐心顺应高层次科技人才成长的规律，在工作资源和工作要求之间达成平衡，激发高层次人才职业动机，降低职业倦怠，在注重培养今日学生成为明日大师的同时，关注职业成长初期青年教师的学术生涯发展，在“引育并举”中真正实现“以育为重”。

参考文献

［1］陶爱珠. 世界一流大学研究: 透视、借鉴、开创［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1993: 9.

［2］国家发展改革委. 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实施办法（暂行）[EB/OL]. [2018-02-05]. http://www.gov.cn/xinwen/2017-01/27/content_5163903.htm#1.

［3］王建华. 我国高校高层次人才非正常流动的反思[J]. 江苏高教,2018,(2):1.

［4］DEMEROUTI E, BAKKER A B,NACHREINER F,SCHAUFELI W B. The job demands-resources model of burnout[J].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2001, 86(3), 499–512.

［5］刘进.社会资本与高校大学教师流动的实证研究[J].山东高等教育,2016,4(2):81.

［6］钟云华.学缘关系对大学教师学术职业发展影响的实证研究——以H大学为个案[J].教育发展研究,2012,32(1):65.

［7］中国科学院. 中国科学院院士增选工作实施细则[EB/OL]. [2018-02——20].http://casad.cas.cn/doc/14862.html.

［8］谷志远. 我国学术职业流动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基于“学术职业的变革-中国大陆”问卷调查[J].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10,(3):73.

来源：

江珊, 刘少雪. 高校人才资源竞争现状探析——以2007-2015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职业流动为例[J]. 高等教育研究, 2018, v.39；No.279(05):43-50.

作者介绍：

江珊，上海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博士研究生，从事大学教师发展研究；

刘少雪，上海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研究生教育、工程教育、中国高等教育史研究。

因所处阶段、所在地域和所属类型不同，世界一流大学重点建设项目的评价标准和评价要素呈现出不同特征。本研究选定18个国家（或地区）的24个世界一流大学重点建设项目，将其分为成熟期和建设期两类，对其评价标准和评价体系要素进行分析，得到如下结果：

评价标准方面，将科学研究、人才培养、社会服务、组织管理、外部合作、人员队伍和学校声誉７个评价标准按分类I(数量类和质量类)和分类II(投入类、过程类和产出类)进行类型划分和统计分析。结果显示，良性的组织管理机制、卓越的科学研究和高水平的人员队伍是世界一流大学重点建设项目最重要的评价标准；亚洲地区项目的评价标准主要介于成熟期和建设期之间，个别维度的偏好显著；学术发展类项目对人才培养，知识应用类项目对学校声誉，队伍建设类项目对组织管理相对侧重。

评价体系要素方面采用评价主题、评价目的、评价层次、评价时间和评价实施方５个评价要素进行分析。结果显示，随着发展阶段日渐成熟，评价主题涉及的方面更均衡，评价形式更倾向量身开展；亚洲项目主要由项目管理机构聘请专家组成评价委员会，重点对项目预期目标和实施过程开展评价，多数项目的评价结果影响项目的后续资助；不同类型的世界一流大学重点建设项目因建设内容不同，主要在评价主题和评价实施方上呈现差异。

根据分析结果对双一流建设的四个原则提出如下建议：“优”的标准可将科学研究、良性组织管理机制的构建、高水平人才队伍建设、增加对学校声誉的关注的占比分别设为２５％、２５％、２０％和５％。“专家”的选取以项目管理机构监督评价为主；专家评价委员会对项目的预期成果达成之外的增值效果开展评价并且委托专业第三方机构对项目开展政策和成本效益评价。“比”的内容不仅是集中资源促使优势大学快速发展并建成一定数量的世界一流大学，更应产生典范引领效应，进而提升高等教育整体水平。“筛”的时间上采用“首期评价＋终期评价”的方式，重点关注代表性成果；对建设初期的获资大学，适度增加评价次数，采用“年度评价＋中期评价＋终期评价”的方式，重点关注项目实施的过程；在“双一流”建设周期完成后，增加对项目整体建设情况和项目相关政策的终期评价。

来源：

冯倬琳, 刘雪莹, 姜雅萃, et al. 世界一流大学重点建设项目的评价标准与评价要素[J]. 高等教育研究, 2017(12).

作者介绍：

冯倬琳，上海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副研究员，从事世界一流大学重点建设研究；

刘雪莹，上海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硕士研究生，从事世界一流大学重点建设研究；

姜雅萃，上海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硕士研究生，从事世界一流大学重点建设研究；

刘念才，上海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世界一流大学与大学评价研究。

一、 前言

海归教师在促进我国科学研究规范化、推动高等教育国际化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有研究发现，部分海归教师进入高校后出现了无法适应国内科研体制和学术氛围的情况。本研究基于跨文化再适应视角，采用调查问卷的形式，从课题申请和成果发表两个维度对来自41所一流大学建设高校的1417名海归教师回国后的科研表现进行考察，并重点关注他们在海外的适应情况、对院系工作氛围的认同情况以及与海外导师、同事和/或同门开展合作的频率三个方面因素对其科研表现的影响。

经费投入是保障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关键因素，其对大学的教学质量、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均产生重要影响。2015年，国务院颁布《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将经费投入列为国家教育体制改革的重要事项之一。探讨投入模式，首先要考察政府投入经费的多少，以及政府投入总量在大学经费结构中的占比；进而反思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过程中，中国是否已经探索出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经费投入模式？这一模式又将如何完善，以更好地支持“双一流”建设计划的实施？

结合ARWU、THE与QS世界大学排名以及不同国家/地区的世界一流大学建设计划，研究选择中国上海交通大学、美国密歇根大学、日本东京大学以及中国台湾清华大学四所理工科见长的综合性公立大学作为案例，对经费总量与结构进行比较分析。具体而言，关于经费总量，分析了2007-2016年间四所案例大学的年度经费总量与增长幅度特点。关于经费结构，研究从公共经费与私人经费、中央政府经费与地方政府经费、重点建设经费与常规经费、竞争性经费与非竞争性经费四个方面分析了2016年案例大学的经费来源结构特点。

通过国际比较发现，中国一流大学的经费主要来自政府，一方面体现为财政拨款总量大；另一方面，在大学经费结构中，财政拨款占比高。同时，通过重点建设专项经费支持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也体现出集中力量办一流大学的中国特色。基于此，中国一流大学的投入模式呈现“中央政府主导、重点建设经费支持”的特点。不过，对于中国的一流大学建设而言，在经费来源结构、学费收入体系、科研经费配置等方面也存在进一步的优化空间。建议在“双一流”建设过程中，通过保障公共经费投入总量稳定增长，推进重点建设经费的动态支持，推动办学经费来源多样化，建构质优价高的学费收入体系，增加科研经费中的竞争性经费比例等多项举措，优化中国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投入模式。

来源：

陈丽媛,祁翔.世界一流大学投入模式研究——基于中国、美国、日本与中国台湾地区的比较[J].高等教育研究,2018,39(09):100-106.

作者介绍：

陈丽媛，上海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讲师，研究方向：教育政策研究、教育社会学、国际与比较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