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构适切的中国大学生发展理论，对提高我国高等教育人才培养质量、改进教育管理实践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研究者通过对我国本科生的实证研究，在大量的访谈数据和调查数据基础上，整合已有概念和理论，提出本土学生发展理论——大学生成长的金字塔模型。金字塔理论整合了以学生为中心的核心教育理念，提出了学生参与、学生投入、学生学习和学生发展四个层级的关系及其内在元素。

图 学生成长的金字塔模型（岑逾豪，2016，p.76）

如果说大学生成长是一场向上的攀登，攀登所能达到的高度并非随着入学时间的推移而增加，也并非和个体努力程度成正比，而是在多因素作用下达到的四个不同层级或者“境界”。攀登始于“学生参与”(participation)大学生活的不同子环境，包括课业学习、课外活动等六类情境。攀登的第二层级要求“学生投入”(engagement)，包括时间投入、认知投入和情感投入。再上一个层级，要求学生认识并反思大学经历中的“学习结果”(learning outcomes)或收获，包括学业知识技能的习得、个人意识的萌发和社会交往能力的提升。达到金字塔顶层要求个体在意义建构（心智或思维方式）上得到“发展”(development)，在认识论维度、个人内在维度以及人际间维度走出“人云亦云”的思维定式，发展内心声音以协调外部影响。形容自己在大学“蜕变”的被访者，往往达到金字塔最高层级，他们能体验并意识到自身深层次变化。与同伴相比，他们对世界、对自己、对人际关系的认识有更成熟的思考和自己的理解。金字塔模型将学生的参与、投入、学习与发展视为成长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每个层级都是实现向更高境界攀登的必要基础和前提条件。

大学教育者：与学生同旅同行

成长旅程须有旅伴同行，伙伴可以是父母、朋友，也可以是高校教育者。学习和发展可以在大学生活各子环境中发生，高校教育者包括课程教师、思政教师、科研导师、学生活动指导教师和宿管教师等都可以设定学生学习和发展的目标。金字塔第一层级，教师的角色是活动组织者，为学生参与提供情境，为学生投入、学习和发展提供基本条件。金字塔第二层级，教师的角色是学生投入的促进者，设计并实施有效教育实践，强调学生投入时间和精力、提出高阶认知要求、创造情感卷入并理解学生的情绪变化。金字塔第三层级，教师成为学生学习的激励者，设定适合学生自身的学习目标并帮助其达成目标，引导学生反思学习收获与自身的不足。金字塔顶层，教师成为学生学习和成长的伙伴，下放权威，同旅同行，鼓励学习者对知识、对自身、对人际关系发展自己的意义建构。

作为一个整体性模型，金字塔理论基于对我国大学生学习和发展的实证研究，整合了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概念并描述了概念之间的相互关系，为我国高校学生成长的差异性提供了解释，为教育实践、政策制定和教育研究提供了理论框架。具体到高等教育教学和学生事务工作领域，理论可以帮助教育者更为全面和准确地理解学生和组织环境，被应用于实践并带来改变。金字塔模型提供了一个视角，期待研究者和实践者通过更多的实证研究和实践应用对该模型进行批判和修正，加强对我国大学生的实证研究，建构本土学生发展理论。

来源：

岑逾豪.大学生成长的金字塔模型——基于实证研究的本土学生发展理论 [J]. 高等教育研究, 2016, 37(10): 74-80. 《新华文摘》论点摘编，人大报刊复印资料《高等教育》等全文转载. 

      作者介绍：

      岑逾豪，哲学博士、副研究员、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大学生发展、高校对学生的影响。

全球化与国际化的发展、私有化和市场化趋势的加强、终身学习等理念的强化都推动着全球高等教育的不断变化，曾在高等教育领域占据主导的“公益”（public good）一词也因此面临诸多挑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反思教育：向“全球共益物品”的理念转变？》报告中提议以“共益”（common good）一词重新定义教育。在此背景下，本研究对“公益”与“共益”两个概念进行了对比分析；基于实证数据，在对全球高等教育新趋势和变化进行概述的基础上，我们在中国背景下对这一主题进行了实证研究。 

通过对政府官员和大学领导者/学者的一系列访谈，我们发现中国的高等教育并非纯粹的公益物品（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因为它具备一定的竞争性并需要学生缴纳学费。因此，我们认为中国的高等教育属于准公益物品的范畴。然而，我们的研究结果以及绝大多数文献，包括政策文件和法律，都强调了高等教育对公共利益的贡献，例如，高等教育在很大程度上是非营利性的，它降低了犯罪率、促进了社会流动、推动了技术发展等。因此，我们提出了如下问题：这是否意味着作为准公共物品的高等教育仍可以贡献于公共利益，并在政府和社会影响下产生其他公益物品（例如知识）？我们认为，如果在作为非公益物品的高等教育上继续沿用公共利益或是公益性这一概念，在理解上似乎有些牵强。

共同努力

在中国，高等教育的起源（公立或私立）并不是讨论的焦点，因为中国的教育是由政府和相关国家法律塑造、管理和资助的。但它对公众、社会和国家的作用和贡献仍是广泛讨论的话题。从这个意义上说，除被普遍认为贡献于公共利益之外，在文化上，高等教育在被理解为一种集体努力；在政策角度，它适用于所有人。从这个意义上讲，以“共益”视角界定中国的高等教育可能更为适合。

共益物品的创造和生产是集体参与的过程，意味着参与其中的人可以从中受益。这些参与者构成了一个利益共同体。从“共益”视角理解中国的高等教育正好回应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15年）所表达的“教育作为一项（全球）共同利益”的理念，也即教育是一个需要共同参与（集体努力）的、充满动态的过程。广为人知的高等教育产品，例如，先进的知识和科研成果是无国界的，它们一旦被创造出来，就属于整个全球社会。

本研究认为中国高等教育至少在以下四个方面贡献于全球共同利益：

（1） 培养（具备国际视野的）人才，推动社会和经济发展；

（2） 产出科研成果，解决具备挑战性的问题并增进人类福祉；

（3） 开展公共/社会服务，包括公共参与活动及提供政策建议，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和可持续发展；

（4） 文化传承，提升社会的文化层次。

合作

如果（中国和全球范围内的）高等教育应被视为一种（全球）共益物品，不同国家的大学需要以开放的心态进行合作，而非仅关注自身利益，由此构建利益共同体，这也正是中国近年来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体现。这同时也反映出世界范围内各国、各地区不断加深的联系和融合。

然而，我们必须认识到的是，在高等教育领域从“公益”向“共益”的转变不仅是一种理念上的改变，而是高等教育责任主体的改变，它重新定义了高等教育、学生、社会和国家这几者间的关系。高等教育的未来发展及其相关决策不应仅被视为是政府的责任，更广泛的外部社会、接受高等教育的学生群体和大学本身也需要参与其中。

来源：Tian, L. & Liu, N.C. (2018). Rethinking higher education in China as a common good. Higher Education. (Online first) https://doi.org/10.1007/s10734-018-0295-5.

作者介绍：

田琳，上海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2016级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世界一流大学功能；高等教育与全球共同利益。

刘念才，上海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世界一流大学与研究型大学研究、大学评价与排名、定量科学评价与科学政策、大学战略规划

美国工程教育认证发端于20世纪30年代，如今已发展成为世界上最成熟最有影响力的认证制度。自产生之日起，美国工程教育专业认证制度就与本国工程教育的发展如影相随，工程教育的每次重大变革，无不影响着工程教育专业认证改革的走向。EC2000正是美国工程教育改革的产物。

“二战”后尤其是1950-1960年代，美国工程教育的范式由注重理论基础和实践基础的双基础转变为注重数学和工程科学，以至于工程教育与工程行业实践相脱离的趋势日益加剧。其结果是所培养的学生缺乏对制造程序和质量过程的理解，缺乏设计能力和创造性，对工程和相关学科的理解狭窄，“不想让自己的手沾染灰尘”，等等。在此背景下，工程教育必须回归工程实践。

而改革工程教育认证成为首要任务。工程教育认证改革的结果是“工程准则2000（EC2000）”的产生。与旧标准先比，EC2000的显著特点表现在两个转变上：（1）由注重输入性要素评估转向注重输出性结果评估。（2）由“最低教育质量”的审核观转向“自我持续改进”的发展观。EC2000以其革新的理念和方法，对工程教育的课程内容与教学方法、教师的专业发展以及学生学习经历与学习结果均产生了显著影响。表现在：

1、课程教学更重实践取向及主动学习法。75%以上的系主任认为，他们的专业重视沟通、团队协作、现代工程工具的使用、科技写作、终身学习、工程设计。就教学方法而言，一半到三分之二的教师在教学中增加了小组学习、设计项目、案例研究、应用练习等主动的学习方法。

2、持续改进评估文化的形成。75%以上的专业主任表示，实施EC2000后，半数以上的教师支持专业的持续改进工作；60%以上的专业主任认为，教师对学生学习的评估是支持的。近90%的教师表示在对学生学习评估做出努力。

3、对学生学习体验和学习结果产生深远影响。EC2000实施后的学生更加主动地参与到学习中并有更多的协作性任务，与教师的互动和得到教师的反馈增多，国外学习机会更多，时间更长，参与工程设计竞赛的机会更多，参与专业学会、协会的机会更多。超过90%的雇主认为，新标准实施后的毕业生在数学、科学和技术技能运用方面做好了充分的准备；80%的雇主认为，这些毕业生解决问题、学习、成长和适应等能力是合格的；75%的雇主认为，这些毕业生在团队合作和沟通技能方面做好了准备。

来源：

余天佐,刘少雪. 从外部评估转向自我改进——美国工程教育专业认证标准EC2000的变革及启示[J]. 高等工程教育研究, 2014年06期.

作者介绍：

余天佐，上海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2017届博士毕业生，现为上海交通大学机械与动力工程学院讲师，研究方向：工程教育、高等教育评估、学生学习与发展。

刘少雪，上海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研究生教育，大学教育教学，工程教育。

本研究聚焦全球化背景下中国高等教育国际化进程，通过半结构化访谈，集成了三十位利益相关者（中外高等教育学者、中国高校和政府的管理人员、中国合作高校的国际方管理者和国际商务人士等）的不同视角。重点凝练了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进程中的关键矛盾，提出了在构建世界一流大学体系、创建合理有序的竞争环境，以及改革创新人才的培养模式等方面着重用力的政策建议。 

（一） 创新型经济模式和高校管理模式的矛盾。近年来，我国经济发展的传统模式动力锐减，我国已经意识到经济转型的重要意义。但是，在加快发展创新型经济增长模式的同时，却仍未彻底推进对高校管理体制的改革。许多的受访者指出，当前中国高校的科研虽然引入了一些海外的高新技术与海归人才，但是这些一定程度上这些人才并没有完全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以科研直接产量为重点的“唯指标”化、实用主义氛围与潜心治学、挑战高峰的科研氛围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别。改革高校管理模式重点在于如何激发大学师生内在的学术兴趣与创新活力、建设大胆创新的学术氛围与严谨治学的教学环境，让大学回归大学。 

（二） 机构同质化和高校多样化的矛盾。受访者的中国高校管理者认为，通过211和985工程，中国利用有限资源，在短时间内集中建设了一批有世界影响力的高校；但是，受访的中国高等教育学者则指出这种方式不仅会造成高校之间不公平竞争，也会加速高校同质化现象。后者的分层主要是基于行政逻辑，其实质是对高校行政式“分层”，且有固化特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研究型大学不是培育出来的，而是在竞争中发展起来的。并非每所大学都应该发展成为综合型大学，也不是每所大学都想成为清华或北大，政府应该创建公平的竞争环境并鼓励高校的多样性发展。中国需要建设一个世界一流大学体系，而不仅仅是一批世界一流大学。一个有序的高等教育体系能够规避院校的恶性竞争、避免重复建设和资源浪费，促使各个高校发展出自己的竞争优势和办学特色。

（三） 创新型人才需求和传统教学模式的矛盾。受访的国际商务代表指出，与其他国家的大学毕业生相比，中国的大学毕业生往往需要额外的在职培训，特别是软技能（如创新性思维和批判性思维）的培训。大部分中国的受访者也意识到软技能的重要性，且认为我国高校尚需改革创新人才的培育模式。受访者一致认为中国高校要培养学生的创造性和批判性思维必须引入更多的博雅教育和科学思维模式。这样的人才培养模式是培育二十一世纪亟需技能（创新能力、创新性思维能力等）的重要方法，同时可以服务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

本文已被《新华文摘》（2017.1）全文转载。

来源：

朱佳斌, 马瑞克·范德文德, 江小华. 全球化背景下中国高等教育的挑战与对策[J].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 2016, 37(3):59-64.

作者介绍：

朱佳斌，上海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为高等工程教育；

江小华，上海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世界一流大学．

随着1983年《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最好大学排名”和2003年“世界大学学术排名”的诞生，大学排名从最初为学生提供择校指南逐渐发展至今天被高校、政府、企业、捐赠者等多方利益相关者广泛应用，但排名的广泛应用和影响也引起了诸多争议，多个国家甚至发生过抵制排名的事件。大学排名如今饱受争议与各主体应用排名带来的结果和影响有很大关系。本研究通过对1994-2014年间的130篇学术性文献进行内容分析，系统地总结出了应用大学排名对高等教育产生的影响。

大学排名对高等教育的消极影响主要体现在：（1）对大学排名的应用可能导致高校不顾及教育需求的资源过量投入甚至浪费，从而带来资金困难；（2）高校针对排名及其指标采取反应性行为，重视那些排名能够测量的方面，忽视那些无法被客观测量的方面，可能造成高校更重视能够迅速提升排名的短期利益，偏离其原有使命；（3）大学排名促使高校在经费和资源分配中对科研进行倾斜、鼓励教师增加在特定期刊上发表论文、申请科研经费等行为，会逐渐改变教师工作的重点，导致教学与科研之间的不平衡。

大学排名对高等教育的积极影响主要体现在：（1）大学排名作为一种高等教育评价工具被部分国家政府用作质量保障和评估的工具，科研指标在全球性大学排名中的重要性推动了政府对科研的投入和奖励，这些行为保障了高等教育质量的提升、增加了科研成果的数量和质量；（2）排名以特殊的方式使不同的利益相关者加深了对高校的了解，为促进高校与其他高校、与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关系改善和互相合作提供了可能；（3）高校对排名数据提交的重视、对排名提出的建议甚至抵制行为，促进了排名机构对排名方法的不断完善。

大学排名对高等教育的有争议的影响主要体现在：（1）全球性大学排名促进了政府对高等教育投入的增加，但这些投入大多流向了部分顶尖的综合性大学和硬科学领域，从而造成了高等教育资源分配的不均衡、高校之间的分层以及同质化现象；（2）在招生和择校方面，高校和学生对排名应用帮助一些学校提升了生源的数量和质量，但这种应用行为也增加了学生择校的不确定性和不公平性；（3）在学生的学习经历方面，对大学排名的应用促使高校和政府重视对学生培养的质量保障，但也会对课程设置、教学内容、学生的学习心态等产生不利影响，且导致对低排名高校学生的不公平；（4）从结果来看，高校对排名的很多应用行为确实达到了提升排名的目的，但这种改变本身很难说是一种积极影响或消极影响，应该综合考虑其伴随的其他影响。

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学）课题（批准号：BIA120074）研究成果之一，发表于《复旦教育论坛》2017年第4期，该项目结题鉴定为优秀。

来源：

刘念才, 苗耘. 应用大学排名对高等教育产生的影响[J]. 复旦教育论坛, 2017(4).

作者介绍：

刘念才，上海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世界一流大学与研究型大学研究、大学评价与排名、定量科学评价与科学政策。

苗耘，上海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2016届博士毕业生，研究方向：大学评价与排名。

近年来，我国高校引进的海外人才规模持续增长，人才跨校、跨地区流动成为常态。不同地区高校海归青年教师的首聘期工作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 是分析海归人才择业、流动的地域倾向和不同地域高校人才竞争力的重要依据。本研究以近10年归国的高校青年教师为样本，聚焦海归教师归国工作初期即首聘期的满意度问题，依托调查数据，开展跨地域比较研究，以期对高校海归人才的聘用政策和人才地区间流动等研究提供分析视角。

根据第一财经·新一线城市研究所发布城市榜单的划分，以一线城市、新一线城市和二线城市做地域类型进行对比，分析海归青年教师首聘期工作满意度的地域差异，主要结论如下。

1. 海归青年教师首聘期工作满意度的整体水平不高。

在一线城市、新一线城市和二线城市中，对首聘期工作持满意态度的海归青年教师的比例分别为36.69%、28.05%和39.47%。有关国外高校教师工作满意度情况的研究表明，德国约为88%，加拿大和澳大利亚60%左右^［1］。近十年来，国家、地方和高校对引进海外人才高度重视，诸多政策迭出，引进人才规模明显增长。但从海归青年教师对工作的满意度来看，如何用好人才仍然有待改进。

2. 新一线城市海归青年教师的满意度不高。 

从不同类型城市满意度水平的方差分析来看（见表1），新一线城市海归青年教师在与领导、同事以及科研团队内部的合作、沟通与交流方面，同时也在文化适应和母国环境适应方面的满意度，均低于一线城市。武汉、西安和南京多个维度的满意度均较低，其中南京和武汉在文化适应、薪酬待遇、生活支持、工作群体以及工作条件等方面的满意度均处于垫底位置。

表1 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因子变量－城市类型）

＊代表p值小于0.05

3. 一线城市海归青年教师的总体满意度波动较大，薪酬待遇满意度较低。

薪酬待遇是制约一线城市海归青年教师首聘期满意度的重要因素，其具体内容包括工资收入水平、科研启动经费、奖励措施和未来加薪预期等。有学者提出，一线城市近两年开始控制人口流入，而新一线城市却相继出台吸引人才的新政策^［2］，政策趋势有可能导致人才逃离北上广等一线城市，流向新一线城市。从本研究的结果来看，北京、上海的海归青年教师首聘期满意度的平均值仍然高于新一线城市，若再对薪酬体系做出调整，海归人才逃离的可能不大，但作为一线城市的广州，情况并不乐观。

4. 二线城市海归青年教师的首聘期工作满意度水平较高。 

本研究所涉及的二线城市聚集了本省的优质资源，如哈尔滨、长春、兰州、厦门等。由于海归青年教师的整体数量比一线城市少，故他们获得引进人才政策支持的比例较大。此外，二线城市的海归青年教师在“所在城市是否方便照顾父母”这个题项的评分较高。可以看出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里，回归家庭，有家人陪伴会对其工作满意度起到积极的作用。这亦是二线城市定向吸引海归人才的优势所在。

本研究基于调查数据分析了不同类型城市海归青年教师首聘期工作满意度的“短板”和各自的优势。这对进一步分析海归青年教师择业以及职业流程过程中的地域倾向，对不同类型城市进一步改善现有海归青年人才工作满意度具有参考价值。

参考文献：

［1］ Bentley P.J., Coates H., et al. Job Satisfaction around the Academic Word[M]. Springer Netherlands , 2013 (7):1-65.

［2］ 周慧. 人才争夺战重塑人口图谱，新一线城市常住人口快速增长[N]. 21世纪经济报道, 2018, 4.

来源：

李奕嬴，朱军文. 高校海归青年教师首聘期工作满意度地域差异研究[J]. 高等教育研究，2018，39（11）:56-63.

作者介绍：

李奕嬴，女，上海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高校人才政策与人才评价。

朱军文，男，博士，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研究方向为高校创新能力与政策、高校人才政策与人才评价。

王承绪先生等人翻译的汉译高等教育名著系列在国内高等教育研究学者中可谓耳熟能详，但对其影响力的具体表现仍然缺乏较为全面系统的定量分析。本论文基于维普数据库，以文献计量学方法对汉译高等教育名著系列 1994—2015 年期间被引情况进行了多维度分析，直观展现了其在中国学术界影响力的变化趋势、主要的影响领域、受影响较大的机构、学者以及施引期刊分布。汉译高等教育名著系列对中国学术界影响的分析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国高等教育理论研究的演进及其主要机构、学术阵地和活跃的学者的分布情况。

研究结论：

（1）汉译高等教育名著对我国学术界产生了持久的影响。汉译高等教育名著的影响力具有明显的阶段特征：1994-1998年期间施引量较少，1999-2010年间快速增长，2011年以后相对稳定，保持在较高水平。从13本著作影响力的差异看，《高等教育哲学》影响力最高，稳居第一，其次是《高等教育系统——学术组织的跨国研究》、《大学的理想》和《高等教育新论——多学科的视角》，影响力最小的是《研究生教育的科学研究基础》。

随着越来越多的留学生赴海外求学，留学归国工作也被当作人才队伍建设的重要部分。国家相继出台了一系列强有力的政策吸引海外高层次人才归国，根据教育部最新的数据显示，从1978年到2016年底，各类出国留学人员累计达458.7万人，265.1万人在完成学业后选择回国发展，占已完成学业群体的82.2%。中国和全球化智库发布的《中国留学发展报告(2016)》显示，在2016年度所有留学归国人员中，就业集中度排名前三的是金融业、传统制造业和教育科研，分别占19.4%、11.5%和10.8%， 说明已有相当比例的高层次海归人才进入高校和科研机构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

教师的学缘结构作为衡量高校师资队伍质量的重要指标，被纳入第四轮学科评估指标体系当中。学缘作为“学术基因”，已有研究普遍认为学缘关系的亲疏及有无对教师个体和学校层面乃至整个学术界的发展都有重要影响。海归教师在国外相对成熟的学术体制中接受过系统、严格的学术训练，有机会接触到各自领域国际前沿的研究探讨，研究视野较为开阔，并且拥有较好的国际和国内双重学缘关系网络。

基于上述研究背景，本研究使用文本分析法，以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四所高校2664名海归教师为样本，分析其教育经历和海外工作经历，探究我国高校海归教师学术背景和学缘关系分布的一般规律。研究结果显示：（1）四所高校海归教师师资队伍基本上由拥有博士学位的教师组成，且该比例远远高于非海归教师队伍中拥有博士学位的比例；（2）四所高校均有相当数量的海归教师博士学位授予自国际公认的世界一流大学，但各所高校对顶尖研究型人才的吸引力存在一定差距，其中北京大学有超过半数的海归教师博士毕业于全球前100名的高校，清华大学来自该层次高校的海归教师比例也接近半数；而复旦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吸引到毕业于全球前100名高校的海归教师比例则均在30%左右；（3）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复旦大学的海归教师与本校有学缘的比例相对较高，尤其是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海归教师中拥有本校学缘的比例超过35%，这可能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国学术市场发展阶段、高校教师聘任策略以及教师个体学术资本积累等因素有关；（4）各高校海归教师在优势学科的学术“近亲繁殖”率高于弱势学科，自然科学整体呈现较高的学术“近亲繁殖”。研究最后建议高校应以一流学科发展为导向，突出学科建设重点，进一步完善开放透明的竞争性人才选拔机制，并主动加大从世界一流大学引进人才的力度。

来源：

吴菡, 朱佳妮. 学术DNA:我国高校海归教师的学缘研究——以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为例[J]. 江苏高教, 2018(4).

作者介绍：

吴菡，上海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2016硕士研究生。

前言：

2018年9月27日，德国宣布了“卓越集群”（Exzellenzcluster）项目的资助名单，来自34所高校的57个项目榜上有名。这一名单的揭晓也预示着德国大学新一轮的重点建设计划——“卓越战略”（Exzellenzstrategie）的帷幕正徐徐拉开。

由于“卓越战略”实施情况与其前身——“卓越计划”（Exzellenzinitiative）基本相仿，为帮助广大读者更好地了解德国新一轮重点建设计划的出台背景，本文将回顾“卓越计划”及其实施效果。

德国高等教育历史悠久，其“教学与科研相统一”的洪堡理念对世界高等教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然而，在今日世界著名大学之林，却难觅德国高校的身影。此外，德国高等教育坚持平等、公正的原则，缺乏竞争机制，高校的科研经费也远低于英美顶尖高校，使得德国高校的科研与教学上陷入双重困境。在此背景下，德国联邦政府于2004年提出开展“卓越计划”的建议，以期打造一支“日耳曼长春藤联盟”，重塑德国大学的科研地位和国际声誉。

德国政府在2005~2017年间共向“卓越计划”投入46亿欧元，分为I期（2005~2012年，19亿欧元）和II期（2012~2017年，27亿欧元）展开，其中，联邦政府出资75%，余下25%的经费由州政府承担。“卓越计划”的资助领域包括三方面，分别为博士生院（Graduiertenschulen），卓越研究集群（Exzellenzcluster）和“卓越大学”（Exzellenzuniversitäten）。按照竞选规定，一所大学唯有竞争到“博士生院”和“卓越研究集群”资助，才有资格参与“卓越大学”的竞选。资助对象的遴选由德国研究基金会（Deutsche Forschungsgemeinschaft, DFG）和德国科学和人文委员会（Wissenschaftsrat, WR）共同主持（见下图）。

德国“卓越计划”第I期和第II期的基本情况

总体而言，“卓越计划”实施的成效显著。首先，“卓越计划”为德国高校注入科研必要的资源，激发了德国大学的科研活力；在充沛的科研经费支持下，德国大学论文的发表的数量和质量均有所提高。其次，“卓越计划”激发德国高校中的竞争文化和机制，促进德国大学在科研人员、科研经费和学者交流等方面的分化。再次，德国大学的国际排名显著提高，进入前100名高校的数量有所增加。此外，“卓越计划”从制度上打破大学与校外科研机构合作的壁垒，双方合作发表科研论文的数量和高被引论文的数量占各自所在机构发表论文的比例都有所提高。最后，德国高校取得的成绩也受到了国际的关注，“excellence initiative（卓越计划）”一词在其它国家成为了政府对大学进行重点经费投入的代名词，引领着欧洲大学的“卓越计划”文化。

虽然“卓越计划”的实施效果有目共睹，但由于坚持平等的原则早已根深蒂固地存在于德国高等教育的理念之中，力图在大学间“制造分化”的计划在下一轮实施中依然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如何平衡追求科研卓越与教学和人才培养的关系以及如何处理好公平与公正的关系是必须要思考的问题。

结语：

新的“卓越战略”（Exzellenzstrategie）将分为两个资助层面：“卓越集群”（Exzellenzcluster）和“卓越大学”（Exzellenzuniversitäten）。随着“卓越集群”名单的揭晓，“卓越大学”（Exzellenzuniversitäten）的名单也将于2019年7月公布，花落谁家，值得人们拭目以待。

       来源：

       朱佳妮. 追求大学科研卓越——德国“卓越计划”的实施效果与未来发展[J]. 比较教育研究, 2017, 39(2):46-53.

       作者介绍：

       朱佳妮，教育学博士，毕业于德国柏林洪堡大学，现任上海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德国高等教育与科技政策以及中国学生学者跨文化学术适应。

在全球化背景下，世界许多国家都将师资国际化作为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重要内容。本研究以清华大学和韩国首尔国立大学为研究对象，比较两校在师资来源国际化、师资国际交流与合作以及师资管理国际化三方面的战略和实施效果。研究结果表明，清华大学和首尔国立大学在师资国际化方面有诸多相似之处，但也存在明显差异。就共同点而言，两所高校都将人才引进的对象瞄准在有海外背景的本国人才，都重视与发达国家的顶尖高校开展合作，也都注重借鉴国外的先进管理经验。然而，两所高校推进师资国际化战略和实施效果存在差异。

（一）师资来源国际化

研究者通过网络检索分别获取了1,786名清华大学教师和1,365名首尔国立大学教师的简历信息。研究者分析发现，在入职清华大学的海外归国教师中，有66%是刚从海外博士毕业或刚从海外博士后研究出站的教师，这类教师缺乏在其他研究型大学的正式任职经历；而首尔国立大学聘任的海外归国教师中有69%是在海外获得博士学位且在国内外科研机构有正式教职经历的教师，这类教师国际化程度更高，且有更多的学术流动经历。

表1  清华大学和首尔国立大学海外归国师资（全职）聘任类型

从海外归国教师入职前后职称的变化来看，清华大学在聘用青年海外人才时倾向于直接给予其职称上的优待，如授予他们教授（研究员）和博导这两个象征最高学术荣誉的学术职务。这一战略虽然能够在短期内吸引部分海外人才，但从长远来看，并不利于对海外人才的把关及其后期的学术成长和职业发展，也会极大地挫伤国内其他教师的积极性，破坏公平的学术文化。相较而言，首尔国立大学99%的海外教师并没有出现学术职称上的直接晋升。首尔国立大学较早便设立了严格的终身教职考核制度，即便对于在国外一流大学任职了多年的助理教授，在其入职首尔国立大学后，依然要重新开始终身教职轨的考核。由此可见，相比于清华大学，首尔国立大学在师资聘任上不仅更注重保持海外归国教师的较高比例、同时也更重视对这些师资质量的严格把关。

（二）师资的国际交流与合作

清华大学在支持青年教师出国访学和进修的力度虽然不可谓不大，但与首尔国立大学相比，其政策的覆盖面较窄，仅仅选拔青年教师中的佼佼者进行资助，而没有惠及全体教师。此外，与首尔国立大学相比，清华大学的支持政策并未制度化，没有形成稳定的制度安排，使得教师难以根据自己的时间合理制定出国访学计划。在国际合作发表方面，在过去十年里，首尔国立大学与国外机构合作发表SSCI & SCI的论文总数要高于清华大学，但两所学校发表的国际合作论文占各自论文总数的比例相同。就趋势而言，两所高校近年来与国外机构合作发表的论文总数不断上升，但从2008年开始，清华大学的增速要大于首尔国立大学，表明清华大学近年来的国际化合作取得了较好的成效。就合作国家的数量而言，清华大学与73个国家或地区开展过合作，而首尔国立大学与125个国家或地区开展过合作，表明首尔国立大学的合作国家的覆盖范围更广。

（三）师资管理国际化

为营造良好的师资环境，清华大学和首尔国立大学都倾向于借鉴美国顶尖研究型大学的师资管理制度进行改革，相较而言，首尔国立大学的改革更为成功。以引进非升即走制度为例，清华大学从2003年开始正式在物理系试点实行美国式的非升即走制度，但在实施之初遭到了老教师们的强烈抵制，最终不得不采用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的策略。而首尔国立大学由于聘用了大量国际师资，加之改革方式更加合理，因而能够相对较容易地实施改革，目前这一制度早已成为该校遴选优秀人才的规范。在教师薪酬方面，清华大学传统上实行的是月薪制，但近年来为引进人才实行教师薪酬体制的“双轨制”，也即海外师资实行年薪制，而其他教师采用非年薪制。薪酬的双轨制造成教师之间的薪酬压缩，也即海归教师和本土教师，老教师和新教师之间的薪资差距巨大。首尔国立大学在薪酬的设置上采取美国的绩效薪酬制度，不仅早在全校范围内推行了年薪制，而且2015年进行新的改革，取消定岗年薪，取而代之的是采取等级年薪逐年累积的方式，也即成果年薪制。由此可见，首尔国立大学对美国的师资管理制度的移植更为成功。

       来源：

       江小华, 张蕾.中韩研究型大学师资国际化战略及其成效的比较研究——以清华大学和韩国首尔国立大学为例[J]. 高教探索, 2017(02): 81-87.

      作者介绍：

      江小华，上海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2013级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大学变革、世界一流大学。

诸多研究表明，开展本科生科研训练是培养创新人才的重要手段。早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高校即开始实施本科生科研训练，迄今已经形成了较为完善的体系，积累了丰富的理论和实践经验。

本研究根据美国本科生科研理事会（Council on Undergraduate Research）于2012年发布的指导文件《卓越本科生科研训练的特征》（Characteristics of Excellence in Undergraduate Research），总结提炼出了美国本科生科研训练体系的12个组成要素，包括顶层设计方面的目标定位、组织管理和校园文化，实施路径方面的研究项目、配套课程、暑期研究计划，管理机制方面的成果管理、激励措施和评价机制，软硬件支撑方面的资金支持、研究平台和师资力量。本研究还结合相关文献和从美国两所顶尖私立大学、三所公立研究型大学、两所社区学院网站上搜集整理的文本信息，对上述12个要素及其运行机制展开了分析。

研究发现，美国高校以自身定位和发展目标为导向，顺应创新人才发展规律，根据学校的教学与科研需求，有针对性地开展本科生科研训练。从整体系统的角度来看，高校与各级相关政府部门、联邦科研资助机构、科研院所、社会非营利性基金会、产业界、专业学术团体、社会团体和个人等多方力量协同合作，共同构建起了一个多方参与、开放共享、协同育人的本科生科研训练体系；从高校内部管理角度来看，形成了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学科覆盖广、管理规范，以激励机制促进师生参与，以评价机制保障训练质量的本科生科研训练体系。

来源：

高众, 刘继安, 陈健坤. 卓越本科生科研训练体系的构成要素及运行机制——基于美国高校经验的分析[J]. 比较教育研究, 2018(4):55-61.

作者介绍：

高众，上海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创新人才培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