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是我国高等教育的重要战略目标之一。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投入较大规模的经费，以“985”、“211”等重点建设项目推动一流大学的发展。国际高等教育学专家萨尔米（Salmi）指出，一流大学建设项目通常有两方面的目标：一是提高大学的教学和研究能力以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二是加强中国高等教育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这两方面的目标可能在一些情况下存在矛盾。随着高等教育国际竞争日趋激烈，发展中国家的一流大学建设往往以提升大学排名为重要的目标，大学的发展方面注重国际化的相关指标，如发表国际论文、引进海外人才等，可能忽视了一流大学服务区域发展的目标。 

本研究通过对中国30所大学教师的调查分析，从全球化和国家需求的角度考察了一流大学建设项目对教师科研产出的影响。研究采用了来自北京大学2012年开展的《亚洲变革中的学术职业调查》，该调查包含30所高校2807名教师的学术职业相关信息。本研究根据教师所属的学科进行划分，分别对1092名理工科教师和1388名人文社科教师进行分析。

研究发现，一流大学建设项目确实对教师的国际学术发表和专利产生了积极影响，但对国内学术发表和技术转让并没有显著影响。这一结果一定程度反映出我国的一流大学建设强调国际化目标，对国内学术和技术发展的贡献可能不足。此外，研究还对一流大学建设影响科研产出的机制进行了探讨。分析发现一流大学建设项目增强了横向经费的投入产出效率，因此在重点建设高校，应当鼓励校企合作，促进高校研究形成应用性成果，服务区域发展需求。另一方面，虽然我国一流大学强调吸引海外人才，但本研究发现在理工科领域，海外人才并没有比国内博士毕业的教师更具有科研产出优势。因此在人才引进方面，一流大学也应当关注本土优秀的研究人才。

来源:

Yang X, You Y. How the World-Class University Project Affects Scientific Productivity? Evidence from a Survey of Faculty Members in China[J]. Higher Education Policy, 2017: 1-23.

作者介绍：

杨希，女，上海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助理研究员，香港中文大学教育经济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高校科技财政政策、高校科研团队与人才发展。

创新创业人才培养是我国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建设人力资源强国的重要举措。早在20世纪90年代，清华大学、浙江大学等高校就开始尝试举办各类科技创新活动和创业计划比赛；国家层面上，教育部于2007年启动了“国家大学生创新性实验计划”，并于2012年将其调整为“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简称“国创计划”）。如今“国创计划”实施已超过10年，对照教育部相关要求，我国高校创新创业训练项目的整体实施情况如何？不同学科、不同类型高校和不同区域高校之间创新创业训练的发展是否均衡？“国创计划”项目有何特征？针对上述3个问题，本研究对2012—2017年公布的“国创计划”项目数据信息进行了梳理和分析。

1.“国创计划”组织实施情况

2012—2017年“国创计划”项目共立项177042个，基本呈递增趋势；其中创新训练项目84.00%，创业训练项目占4.56%，创业实践项目占11.44%。与之相对应，6年间先后有711417人次本科生参与“国创计划”，平均每个项目4人。具体来看，理工科类项目占据主导，“双一流”建设高校表现强势，东部地区高校所占比例较高；人文社会科学学科、非“双一流”建设高校和中西部地区高校整体处于劣势，但这些学科和学校的学生创业参与积极性却更高。

2.“国创计划”经费投入情况

2012—2016年项目总投入年平均增长缓慢（0.28%），远低于项目数量的增长均速（2.34%），项目经费投入尤其是学校配套经费低于预期。具体来看，不同类型高校和不同区域的高校之间存有差异，“双一流”建设高校项目经费明显高于其他类型高校，相较东部和西部，中部和东北地区项目经费投入明显不足。课题组质性访谈还发现，我国创新创业训练项目尚未形成针对不同学科的分类资助体系，不区分重点和一般项目，缺乏开放共享的创新创业实践平台。

3.“国创计划”项目主题与特点分析

本研究利用Python对项目信息中“项目名称”进行基于中文分词的词频统计，获取了三类项目出现频次前30位的主题词。研究发现，我国高校创新创业训练项目主题较为集中，对项目可行性的侧重高于创新性，较少涉及人工智能、大数据等领域。此外，本研究还借助Python搭建了基于深度学习的短文本分类器，根据“国创计划”项目信息中的“100字以内的项目简介”将28322个创业训练项目和创业实践项目划分为科技型创业、技能型创业和服务型创业三类。分析显示，三者的比例依次是38.83%、53.27%和8.35%，我国高校创业活动的科技含量有待提高。

来源：

从政策过程理论的角度看， 目标群体是制度实施、政策执行的基础与前提，甚至是关键因素。教师作为高校科研评价制度的目标群体，他们认同与否直接影响评价制度的实施成效。本研究关注目标群体内心对科研评价制度的呼声与诉求及其对理想的评价制度的期待，从评价目的、评价主体、评价客体、评价标准、评价指标等八个方面对现实的和理想的高校科研评价制度进行多维度的描述与呈现。

本研究从S校四个理工领域学院，随机选取27名专任教师，通过半结构式访谈方法收集研究资料。借助ATLAS.ti软件，采用常用质性分析方法——克莱茨（Colaizzi）七步分析法进行资料分析。研究发现：现行科研评价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高校教师的认同，但与教师期望的评价制度之间尚有很大差距。现行评价制度是管理主义的，以“经济人”假设为基础，有一定的现实价值，但也会给高校科研创新带来一定程度的困扰；高校教师期望的科研评价制度是人本主义的，以“学术人”假设为基础，激发科研创新的原始动力。鉴于此，对我国高校科研评价制度改革提出如下建议：以形成性评价为主、终结性评价为辅，以同行专家为主的多元评价主体，尊重并鼓励评价客体参与评价活动，以创新质量和实际贡献为标准导向，分类设计评价指标，实施基于计量指标的代表作同行评价，使评价过程更加民主、透明，评价周期更加灵活等。

本研究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学）一般课题（BIA170162）的阶段性成果之一，发表在2018年第3期《高等教育研究》上。

来源：
      刘莉, 董彦邦, 朱莉, 张梦琪, 刘念才(2018). 科研评价:中国一流大学重大原创性成果产出少的瓶颈因素——基于国内外精英科学家的调查结果[J]. 高等教育研究, 39(8): 23-31
 

作者简介：

刘莉，上海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副研究员，管理学博士，从事高校科技评价与政策研究、一流大学研究。

季子楹，上海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2017届硕士研究生，从事高校科技人才评价研究。

自2012年以来，为了促进高等教育机会公平、改善重点高校学生结构，教育部等五部委联合实施了“面向农村贫困地区学生的定向招生专项计划”政策（以下简称为“专项计划”）。到目前为止，重点高校每年招收专项计划生人数已由1万人增加到2018年的10万人，各重点高校中来自农村和贫困地区学生比例显著提高。然而，由于我国城乡、区域间学校在基础教育资源配置和教育质量上的差距，以及国家优惠招生政策导向，这些学生入校后的学业适应及发展问题需要引起政策制定者和高校管理者的关注和重视。

为了清楚地了解专项计划生的学业适应状况，并与其他录取方式学生进行全面的比较。本研究采用半开放式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法，在咨询相关专家建议的基础上，自编《重点高校本科生学业适应状况调查问卷》，并以某“双一流”建设高校为例，对入校后三个月及一年的大学生进行简单抽样调查。

研究结果发现，与普通招考生和自主招考生相比，专项计划生的总体学业适应状况不容乐观，其中，学业适应表现良好的专项计划生比例偏低，而学业适应表现不良的专项计划生比例则偏高。分析学生访谈资料发现，专项计划生的学业过渡适应期普遍较长，入校后需要经过一年半或两年时间才能完全融入大学生活。可见，学业适应障碍和适应时间较长成为专项计划生面临的较为突出的问题。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入校前充足的大学学习准备能够显著地提升专项计划生入校后的学业适应水平，即入校前对大学学习了解、规划和准备越充分的学生，其入校后的总体学业适应表现会越好；专项计划生自身学业努力程度对其大学学业适应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专项计划生在与学习相关的各项活动中专注度越高、思考越深入、越积极主动完成学习任务，其学业适应水平就会越高；教师交流指导和学业辅导项目均能够显著地正向促进专项计划生学业适应水平的提升，且教师交流指导的促进作用较大；此外，不同压力应对方式对专项计划生的学业适应水平产生显著性影响，但影响效应存在差异。问题取向积极应对方式能够显著地正向预测专项计划生的总体学业适应水平，而回避取向消极应对方式则对专项计划生的学业适应水平产生较强的负向影响。

因此，针对专项计划生在重点高校面临的学业融入困境和挑战，结合当前“全面提高人才培养水平”目标，特提出以下政策建议。首先，强化过渡补偿教育意识，为专项计划生开展入学准备指导项目；其次，拓宽师生互动机会与渠道，提升专项计划生的学业投入程度；最后，完善学生学业辅导体系，满足专项计划生的多元化学业辅导需求。

来源：

熊静,杨颉.招生政策倾斜背景下农村、贫困专项计划大学生学业适应研究——基于某“双一流”建设高校的实证调查[J].中国高教研究，2018（07）：30-38.

作者介绍：

熊静，上海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2014级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大学生学习发展、高等教育公平；杨颉，上海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大学战略发展、院校研究。

当前，国际主要工程教育国家正逐步将面向培养结果（Outcome-Oriented）的工程人才培养机制推广至硕士层次，建立合理的硕士层次工程人才培养标准成为国际工程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我国加入《华盛顿协议》，本科工程教育人才培养逐步与国际接轨，在硕士层面建立起系统、完整的人才培养标准将成为下一轮建设重点。本文通过解读与分析欧洲主要的国家（特别是英国、德国、法国）与相关的工程教育认证组织与机构对硕士层次工程人才的能力要求与培养标准，总结出欧洲硕士层次工程人才培养标准的趋势与特点。

欧洲各国在硕士工程人才培养标准制定上体现了硬性技能（知识和能力等）和软性技能（素养和态度等）双管齐下的趋势，这对我国细化和修订高层次工程人才培养标准提供了方向和指南。另外，在硕士工程人才培养标准总体趋势指导下，欧洲各个国家由于其自身教育发展的不同背景，其人才培养标准又各具特点：

（1）对硬性和软性技能的侧重点存在差异。欧洲/德国的标准侧重于对硬性技能的具体阐释，明确了硕士阶段人才在处理信息不全的复杂问题和跨专业问题、解决领域内新问题、掌握新技术和新方法上的能力要求。英国侧重于对软性技能，从技术/商业领导能力、人际交往能力、职业与社会责任感方面进一步深化对人才的要求。

（2）在人才类型与行业划分存在差异。德国的标准以行业细分为特色，且从研究型和专业型两种不同类型分别定义硕士阶段人才的培养标准。比如，研究型硕士在知识方面强调跨学科性，和专业最新发现，而专业型硕士则强调的是实践型知识和较新发现，各自培养侧重点不同。这样的分类一方面有助于各个院系在人才培养过程中，对培养大纲的设置，课程范畴与难度、实践活动的安排等进行相应调整；另一方面有利于学生从自己的兴趣与特长出发，选择适合自己的培养方案。此外，这样细化的培养方案也更有助于企业单位针对不同的职位需要，合理筛选能力与特长相匹配的工程人才。

（3）各国硕士工程人才培养标准的具体化程度存在差异。法国标准在提出硕士工程人才必须具备快速适应能力的同时，还提出相应的培训项目或者方法，比如职业生涯培训、实习、或校企合作等活动将有助于学生实现从学术领域向职业领域的快速过渡。人才的能力进行评测是系统、完整的人才培养体系的重要组成。这里，对每项能力的表现形式的具体分析以及人才培养标准实现途径，一方面有助于院系设计合适的课程、项目与活动来培养学生相应的能力，另一方面也有助于对输出人才的能力评估以及学生的自我评价和能力发展的规划。

来源：

刘群群,朱佳斌.欧洲硕士层次工程人才培养标准比较研究[J].学位与研究生教育,2015(10):71-77.

作者介绍：

刘群群，上海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2016届硕士毕业生。

朱佳斌，上海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副研究员。研究方向：工程教育、研究生教育、学生的认知发展。

从20世纪起，各国相继实施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项目，例如韩国在1999年实施“智力韩国21工程”(Brain Korea 21 Project)；日本在2002年和2007年分别实施“21世纪COE计划”(21st Century Program)和“全球COE计划”(Global COE Program)；1998年5月，我国开始实施“985工程”；2015年10月，我国开始统筹推进“双一流”建设。各国通过投入大量资金，提高本国教育质量。

本研究基于2004—2014年11所美国世界一流大学的面板数据，深入探讨高校的经费结构、高校规模与科研产出的关系。同时，通过构建科研产出方程并运用OLS以及固定效应模型分析影响科研产出的因素，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1.学费比例和生均经费的提高限制科研产出的增加。

学费是美国一流大学的重要经费来源，学费比例的增加主要通过提高学费标准和增加学生人数等手段，由11所高校规模的扩张比例来看，11年的学生人数增加较为缓慢，而且美国一流大学都非常看重学校声誉，往往不会轻易通过增加学生人数而增加学费比例。各知名高校更倾向于选拔成绩优异以及家庭背景条件较好的学生就读，通过提高学费数额筛选最为优秀的学生。对于优秀的学生来说，即使家庭条件无法承担高额学费，美国联邦政府、州政府也会通过奖助学金、贷款等方式进行资助。所以美国的顶尖高校都会非常重视课程与教学质量，将很大一部分经费投入到教学，以此来吸引质量更高的生源，从而限制了科研产出的增加。另一方面，生均经费的提高主要通过提升总经费和降低学生人数。为了增加高校经费收入，美国高校一般不会采取减少学生人数的方式，而提高总经费进一步增加生均经费对科研产出产生了负面影响，可能是生均经费的利用效率较低或者生均经费分配不合理。

2.非竞争性经费比例的增加有利于提高科研产出水平。

非竞争性经费主要包括联邦政府、州政府和当地的直接拨款，其中联邦拨款用于学生奖助学金，州政府和地方直接拨款则用于教师工资、学校运营等方面。这些经费不需要各个高校间进行竞争申请，主要由政府进行划拨。因而这些经费的增加可以减轻高校教师等科研人员的压力，教师等相关科研人员可以集中精力、留出更多时间和精力从事学术研究，他们也将更重视科研质量，有利于提高科研产出。同时政府非竞争性经费投入的增加，有助于科研人员减少横向课题申请，专注于基础研究，而基础研究正是促进其他应用研究与开发研究必不可少的条件。

3.专职教师数的增加和学生总数的减少有利于增加科研产出。

专职教师数和学生总数反映了一所高校的规模。专职教师往往具备卓越的科研潜力和学术研究能力，也是高校科研产出的主力军。专职教师数的增加，有利于在高校中形成浓厚的科研氛围，教师的合作交流也有利于提高科研产出。而学生总数的增加却不利于增加科研产出，主要原因有两个：首先，在所选取的样本高校中，大部分学生是由本科生组成，本科生的培养目标并不是进行学术研究，而是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即接受通识教育，因而很少有科研产出。其次，学生越多，教师在人才培养方面花费的时间和精力也会越多，影响教师的科研产出。

借鉴美国经验，我国应合理确定学费标准；增加基础投入与绩效投入；进一步优化高校规模。

来源：

白静,张国栋.大学筹资结构、高校规模与科研产出的实证研究——以美国世界一流大学为例[J].教育发展研究,2017,37(17):16-23.

作者介绍：

白静，上海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2016级硕士研究生。

全球科技创新中心是一个国家综合科技实力的集中体现和创新发展的核心依托。积极打造全球科技创新中心，成为许多国家和地区提升国家综合实力和应对新一轮科技革命的重要举措。随着我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实施，一些重点城市和地区（如上海、北京、深圳等）相继提出了建设全球创新中心的目标，并出台了相应的战略规划。从全球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经验来看，无论是硅谷、波士顿（128公路）等新兴地区，还是纽约、伦敦等国际大都市，大多以高水平研究型大学为支撑。具有雄厚科研实力的研究型大学，是知识创新、技术创新与人才培养的动力源，在全球科技创新中心的建设中发挥引领作用。本文以纽约市为例，探究纽约市研究型大学在服务纽约全球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中发挥的作用，希望为我国研究型大学更好地服务全球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提供借鉴参考。

任何科技创新中心的兴起都是时间和空间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不同城市或区域成长为科技创新中心的路径和类型各有差异。与其他城市相比，纽约明显的优势是拥有丰厚的教育资源。分布在纽约市的大学有30多所，根据卡耐基高等教育机构分类，著名的研究型大学有哥伦比亚大学、纽约大学和洛克菲勒大学。受技术和知识溢出的地理临近性规律支配，相对于其他地区、州和国家的教育资源，纽约成为全球科技创新中心，与其顶尖研究型大学有紧密关系。研究发现，纽约市研究型大学服务纽约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发展路径包括：发挥学科优势，对接新兴产业；集聚全球顶尖科学家，产生引领科技发展方向的原创性成果；完善科技成果转化机制，催生大批新兴高科技企业；培养创新型人才，输送高质量毕业生等。

表1 纽约市研究型大学对接纽约市新兴产业的学科与研究中心情况

表2 分布于纽约市研究型大学的全球顶尖科学家

表3 纽约市研究型大学建立的孵化器／科技园

来源：

苏洋，赵文华.我国研究型大学如何服务全球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基于纽约市三所研究型大学的经验[J].教育发展研究，2015，35(17)：1-7.本文被《新华文摘》网络版全文转载。

作者介绍：

苏洋，上海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2013级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高等教育管理，科技创新政策。

赵文华，上海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高等教育管理与政策、现代大学制度。

学术权力及其合法性来自同行与公众的双重认可，而获奖则是学术认可的主要形式之一。奖项作为一种制度化的成果奖励形式在现代科学社会中承担着不可替代的评价职能，同时也是推动学术体制不断发展的重要力量。然而，前人对奖项的关注大多局限于诺贝尔奖等科技类奖项，对社会科学奖项则普遍忽视。那么，社会科学领域是否存在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奖项？奖项系统又呈现怎样的结构特征？

1. 奖项声誉：学科分层与等级结构

通过对全球百强大学院系负责人和高被引科学家的网络问卷调查，获得了180项社会科学国际学术奖项的相对声誉得分。结果显示，不同学科之间的奖项声誉差异巨大，其中经济学奖项的平均声誉最高。进一步对比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工程科学领域的奖项声誉发现，无论在领域间还是学科内，奖项的声誉分布均呈现明显的等级结构。

2. 奖项网络：偏好依附与异速生长

根据社会科学奖项的声誉得分及共同获奖人数据生成带权奖项网络。经统计，该网络度分布满足幂律分布，即少数节点（奖项）之间存在大量链接（共同获奖人），而多数节点之间存在少数链接。这一发现表明，奖项网络具有无标度特征。因此，奖项网络的演化过程遵循“偏好依附”动力学机制——在初始状态拥有多数链接的节点会继续拥有多数链接，继而形成集散节点。这也意味着，高声誉奖项可以通过不断为最出色或最具影响的学者授奖而不断护持其网络优势，并因此导致不同奖项声誉价值的异速生长。

3. 奖项何为：学术权力符号还是阶层平衡器

国际学术奖项的等级结构揭示了学术认可制度的系统性不平等。另一方面，获奖人是奖项的主体，而高声誉奖项获奖人所进行的研究就更可能被学术共同体所关注和认可。那么，奖项作为学术体制的关键环节，是应该扮演一种学术权力符号，为“学术明星”们不断授奖？还是应该成为学术界的阶层平衡器，更加关心初露头角的青年学者？这一问题值得我们深入思考。

来源：

Jiang, F. & Liu, N. (2018). The hierarchical status of international academic awards in social sciences. Scientometrics. (Online first) https://doi.org/10.1007/s11192-018-2928-y.

作者介绍：

姜帆，上海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2015级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科学政策与科研评价、计算社会科学。

刘念才，上海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世界一流大学与研究型大学研究、大学评价与排名、定量科学评价与科学政策、大学战略规划。

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高等教育市场化与全球化背景下，“声誉” （reputation）逐渐成为高等院校的战略议题和各国高等教育政策的重要维度。整合已有研究，笔者认为，大学社会声誉是组织声誉概念的具体延伸，是大学在长期办学过程中给社会各界留下的综合印象，是大学整体竞争力的外显形式。由于声誉是衡量组织有效性的重要标准，研究型大学如何获得良好声誉亦成为理论界和实践界共同关心的课题。

如今，越来越多的西方社会科学家聚焦多重案例研究策略，定性比较分析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简称QCA）为研究者提供了一种对中等规模案例进行系统比较的工具。首先，QCA关注产生某一结果的充分和必要条件，不易受到自相关与多重共线性的负面影响。其次，QCA关注某一社会现象的多重条件并发原因（multiple causal conjunctures）或者因素组合（configuration of variables），进而可以理清导致这一结果的多种方式和渠道。

考虑到大学声誉影响因素的多元性，笔者尝试将大学声誉管理行为纳入到“资源+功能”的综合框架中，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考察美国研究型大学的社会声誉是哪些原因特征的子集，分析得出原因特征组合。本研究选取的案例为美国大学联合会的60所美国研究型大学，对这些大学案例的测量分为结果变量和条件变量。声誉结果界定为是否在全球范围内具有高声誉，笔者采用ARWU、QS、THE、US News四大大学排名的均值来度量每个案例的声誉结果。结合已有研究，并基于数据的可获得性，本研究选取了10个影响大学声誉的条件变量，分为三类：一是基本属性变量，包括学校性质、地理区位、学校历史；二是资源特征变量，包括物力资源（捐赠基金和科研经费）以及人力资源（高层次人才数和学术人员数）；三是功能特征变量，包括教学功能（本科生数和研究生数）以及科研功能（高水平论文数）。笔者使用fs/QCA（2.0版）作为研究工具完成运算过程，该软件及其操作手册可从拉金的网站上免费下载：http://www.u.arizona.edu/~cragin/fs QCA/software.shtml。

作为定性比较分析方法的核心，条件组合分析是在单个条件变量达不到成为必要条件标准的情况下，测量条件变量不同组合对结果变量的影响（具体结果见表1和表2）。从条件组合的解释力来看，fs/QCA给出了两个最优的条件组合形式，正好对应私立研究型大学和公立研究型大学两种类型（“*”表示“和”；“~”表示“非”）。一类是表1中的组合3：control*campus*history*endowment*expenditure*talent*academic*~undergraduate*article。该组合反映了历史悠久、位于都市的私立研究型大学，拥有相对丰厚的捐赠基金和科研经费，拥有较多的高层次人才和学术人员，拥有较小的本科生规模，产出较多的高水平论文，此类大学具有较高声誉。满足此项组合条件的案例为：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耶鲁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和杜克大学。另一类是表2中的组合12：~control*campus*~history*~endowment*expenditure*talent*undergraduate*postgraduate*article。该组合反映了位于都市的公立大学，虽然建校时间短、捐赠基金规模小（均是与私立大学相比较而言），但是拥有相对丰厚的科研经费，拥有较多的高层次人才，产出较多的高水平论文，同时还拥有较大的学生招生规模，此类大学也同样具有较高声誉。满足此项组合条件的案例为：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华盛顿大学和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

表1 条件组合分析结果Ⅰ（结果变量取值为1）

注：笔者参照Ragin（2008）的做法，使用“◎”表示原因条件出现，使用“ⓧ”表示原因条件不出现，空白表示原因条件对于结果特征无关紧要。在软件fs/QCA的输出结果中，raw coverage（原始覆盖率）表示该条件组合导致结果发生的案例数占总案例数的比例；unique coverage（唯一覆盖率）表示该条件组合导致结果发生、同时其他条件组合不导致结果发生的案例数占总案例数的比例。下表同。

表5 条件组合分析结果Ⅱ（结果变量取值为1）

研究结果还表明，“都市校区”这一变量在必要条件分析中显示了较高的解释力，而在条件组合分析中其重要性再次得到了验证；在追求高声誉方面，美国私立研究型大学比公立研究型大学拥有更多的策略组合；私立研究型大学的资源特征属性和功能特征属性呈现出一定的互补效应；教学与科研的均衡发展则成为公立研究型大学主流的发展路径。定性比较分析展现了研究型大学声誉影响因素的多样性, 有助于进一步发现变量与结果之间的机制。

      来源：

      江育恒，赵文华．美国研究型大学社会声誉的影响因素：基于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的解释[J]．复旦教育论坛，2018，16（1）：98-105． 

      作者介绍：

      江育恒，上海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2015级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高等教育管理，科技创新政策；

      赵文华，上海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科学与技术政策，现代大学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