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研究设计,数据收集与数据分析同步进行,两者互为反复验证。通过逐步演进、抽象的数据分析过程,共获得120条初始编码、27条聚焦编码和12条理论编码。按照初始编码被不同访谈对象提及的次数,计算每个初始编码的频次。频次越高,意味着该初始编码所代表的观点获得的共识度与重要性越高。需说明的是,统计初始编码被提及的次数时,不包括同一访谈对象在访谈时对某一初始编码的重复提及次数。另外,大部分访谈对象在访谈时均采用肯定语气,因此在频次统计中作正向累积;仅一位访谈对象在谈及某些观点时做出了弱化观点的对比描述,但其涉及观点数很少,因此在频次统计中的负向累积忽略不计。
在编制初始编码时,本研究运用简洁的语言使初始编码与意义之间形成一对一的明确关系,避免一对多的意义混淆。研究发现,随着观点共识度和重要性的提高,两大群体在我国研究型大学工科学术型博士生培养目标构建上的分歧反而越来越大。与初始编码相比,在编制聚焦编码时,两大群体关于某一目标要素之重要性的认同方面,存在的分歧更加显著。最后,以聚焦编码为基础,运用较为宽泛的理论范畴,本研究生成了概括性更强、高度浓缩的理论编码,即(1)知识掌握能力,(2)迁移能力,(3)沟通与交流的能力,(4)创新能力,(5)表达能力,(6)学习能力,(7)团队能力,(8)思维能力,(9)研究能力,(10)软实力,(11)企业胜任力,(12)教学与指导能力。
通过计算两大群体理论编码的频次差异,可更清晰展现两大群体在我国研究型大学工科学术型博士生培养目标构建过程中,对不同目标要素的不同重视程度和关注差异。在12个理论编码中,有5个理论编码频次差异的绝对值小于或接近10%,即“软实力”“思维能力”“沟通与交流的能力”“学习能力”和“知识掌握的能力”,也就是说,这5个理论编码在两大群体的重视程度相当。其他7个理论编码的频次差异较大,其中4个理论编码是企业雇主群体比较看重的,即“迁移能力”“创新能力”“团队能力”和“企业胜任力”;3个理论编码是博士生导师群体比较看重的,即“教学与指导能力”“研究能力”和“表达能力”。
研究发现,首先,“知识掌握的能力”在我国研究型大学工科领域学术型博士生培养目标的构建中处于很重要的地位,在两大群体中获得了相近的关注度。“博士”作为高等教育阶段最高的学术认可,其学术原创性、学术生产力和学术贡献等在世界范围内存在共识,虽然传统意义上,博士更多是为学术界培养,但现在,特别是工科博士越来越多进入工业界,人们对“博士”的认识仍有共识,工业界日益关注的“可就业能力”和“企业胜任力”等都建立在对“博士”学术认可的基础上。归根结底,两大群体对“博士”的认识的共识主要体现在其“知识掌握的能力”的目标诉求上。
其次,虽然学术界和工业界对博士的“知识掌握的能力”目标诉求一致,但由于日后的岗位性质不同,传统以学术能力培养为主的博士生教育在为工业界输送高级人才方面,存在明显不足。访谈显示,两大群体对“迁移能力”的重视程度差异最大,其原因可能在于该目标要素获得实现后所产生的利益驱动造成的两大群体观点分歧。显然,博士生的“迁移能力”更多地有利于企业雇主获得更大的人力资本。另外,学术界是设置博士生培养目标的主体,在越来越多工科博士进入工业界的现实背景中,学术界应在兼顾博士生培养目标的学术性与非学术性之间取得恰当的平衡,缓和学术界与工业界在其培养目标上的分歧,切实为“培养学术型人才与应用型人才并举”的国家层面的博士生培养目标努力。
最后,本研究认为,博士研究生培养目标的设置需要适应时代的发展需求,根据博士就业及培养目标多元化的趋势,博士研究生教育的方式和途径也应是多元化的。首先,应充分发挥目标的引导作用。在目标设置过程中,应设立能全面代表博士生教育利益相关者观点的专题讨论小组,避免因忽视来自博士生和工业界的观点而导致的目标认知的片面性。其次,应重视目标执行的具体安排。通过设置本专业之外的课程学分要求、定期举办系列研讨会、安排适当的工程项目实习、建立实验室轮转制度、要求国外访学或公共服务经历以及增设关于教学法、领导力、人际沟通、时间管理和写作技巧等相关课程,进一步丰富培养工科博士生的手段以实现日益多元化的综合培养目标。第三,应加强目标反馈的机制建设。在形成具体、明确培养目标的基础上,通过对博士生培养方案形成过程的整体把控提高目标的反馈性,如在培养阶段建立档案袋评价法或通过定期的博士毕业生调查获得对培养目标的反思。
来源:
刘俭,刘少雪.博士生培养目标在学术界与工业界之间的理解差异——以工科博士生培养目标为例[J].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18(04):113-119.
作者介绍:
刘俭,高等教育研究院2012级博士研究生,国际合作与交流处处长助理。
刘少雪,高等教育研究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