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高校海归教师在国外接受了规范的学术训练，研究视野宽广，国际学术网络丰富，其在提升我国高校学术起点、推进学科建设和推动高等教育国际化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而学缘结构作为衡量高校师资队伍质量的重要指标，被纳入了教育部第四轮学科评估指标体系。“学缘”的内涵较为丰富，学术界尚未对其概念形成统一的界定。相关文献主要使用“学缘”术语来描述两类现象：一是教师任职院校与毕业高校之间的关系；二是由于师徒和同门之间“学术基因”相承而建立起来的学术源流关系，是社会关系网络的一种形式。为了便于叙述，本文将前者称为“校缘”，后者称为“人缘”。现有研究发现，学缘对教师学术职业发展有重要影响，而海归教师因同时拥有国内和海外二元学术关系网络而在学缘上表现出特殊性。
本研究使用混合研究方法，量化部分数据来源于“高校海归教师的归国再适应研究”课题组2017-2018 年对全国部分高校海归教师开展的问卷调查，研究者选取上海参与调查的21所高校的359位海归教师为样本，在质性部分对来自上海6所高校的10名海归教师开展一对一半结构访谈，共同探究学缘对海归教师学术职业发展的影响。
二、研究发现
（一）海归教师学术职业发展和学缘现状
1. 海归教师对自身学术职业发展的总体评价不高
问卷调查结果显示，海归教师对课题申请、学术成果发表、科研合作与交流、拓展原有研究和开辟新的研究方向这五个维度的评价均介于“一般”和“比较满意”之间，即海归教师对自身的学术职业发展情况并不十分满意。访谈结果与问卷调查结果一致，如两位受访教师都表示在科研上进度缓慢，达不到自身的期望。进一步探析海归教师对学术职业各维度发展的满意情况可以发现，课题申请的满意度均值最低，其次是学术成果发表，开辟新的研究方向维度得分最高。
2. 海归教师的学术“近亲繁殖”率较低，而与海外导师的联系频率相对较高
在本研究中，21.2% 的海归教师与目前任职高校存在不同程度的“校缘”，这一比例远低于我国部分研究型高校海归教师的“近亲繁殖”率，与美国、日本和俄罗斯等国高校总体“近亲繁殖”程度相比也较低。海归教师的本校就读经历主要集中在本科和硕士阶段，大部分有本校校缘的海归教师都属于非“纯粹的近亲繁殖”。在“人缘”方面，海归教师与国内外导师和同门的联系频率均处于“偶尔”和“经常”之间，但其与导师的联系频率显著高于与同门的联系频率，其中与海外导师联系的频率最高。此外，相较于本土同侪，海归教师国内“人缘”关系网络的强度和广度都较弱。
（二） 学缘对海归教师学术职业发展的影响
1. 学缘影响海归教师学术职业“入场券”的获得
在本文中，16.7% 的海归教师因曾经的导师和/或同门师兄弟姐妹在该校工作而来到目前就职的学校；聚焦到与目前任职高校存在“校缘”的海归教师群体，64.5% 的海归教师表示选择回到母校的原因在于曾经在该校学习过。由此可以推测，“校缘”和“人缘”都可能影响海归教师学术职位的获得，访谈资料也佐证了研究者的推测。学缘对海归教师职业获得的作用机制主要有二。其一，通过与社会关系网络中处在学术劳动力市场中的个体进行日常交流获得学术职业信息，此时学缘具有“信息桥”功能；其二，“人缘”能够以“人情网”的方式影响海归教师以低于学术标准的水平获得学术职业入场券。
2. “校缘”对海归教师学术职业发展的影响不显著
由于不同阶段和不同丰富度的本校校缘对教师学术职业发展的影响不同，本研究将海归教师在任职高校的学习经历分为“无”、“1 段”、“2 段”和“3 段”四种类型进行讨论。从回归结果看，海归教师与目前就职高校是否存在学缘关系，以及“校缘”的亲疏程度，对海归教师各个维度以及整体的学术职业发展均不存在显著影响。但访谈发现，拥有本校校缘的海归教师认为“近亲繁殖”对学术职业发展兼具积极和消极作用。量化和质性研究结果的不完全一致反映了研究问题的复杂性。访谈结果显示，在积极作用方面，首先，拥有本校校缘的海归教师更熟悉任职高校的制度、学术和人际环境，这使其能够较好地度过反向文化再适应阶段。其次，“近亲繁殖”的海归教师更易产生组织承诺，而学院对海归教师本人也知根知底。基于信任的双向选择，往往能够为海归教师提供更多学术资源。在消极作用方面，拥有本校校缘的教师往往需要承担更多的人情义务和“关系”社会的维持责任，具体表现为承担较多的教学和其他非学术事务，这将直接影响教师从事科研的时间和精力。并且，学术“近亲繁殖”不利于个体拓展学术关系网络，影响多样性学术资源和机会的获取。
3. 与海外导师联系的频率对海归教师学术职业发展存在显著正向影响
本文将“人缘”划分为4 种类型，分别为国内导师、海外导师、国内同门和海外同门。依据格兰诺维特（Granovetter）提出的关系强度表现纬度，本文选择用海归教师与导师和同门联系（包括正式的科研合作以及非正式的学术信息交流）的频率表示“人缘”关系的亲疏。回归结果发现，海归教师与海外导师联系的频率对其学术职业发展影响显著；具体到学术职业发展的各个维度，与海外导师联系的频率对海归教师的科研合作、拓展原有研究和开辟新的研究有显著正向影响。导师负责制、结构洞理论以及社会资本理论能够解释对该研究结果进行解释。
三、建议与启示
基于研究结果，本研究从高校和海归教师个体层面提出研究建议。其一，高校应做好海归教师“传帮带”工作，帮助海归教师尽快适应国内学术环境；其二，高校应建立竞争性人才选拔机制，“不拘一格选人才”。其三，海归教师应继续与海外导师保持沟通，维持并拓展国际学术关系网络。
来源：
吴菡,朱佳妮,周默涵.学缘和海归教师学术职业发展——一项基于上海高校的混合研究[J].复旦教育论坛,2020,18(02):51-57.
作者介绍：
吴菡，上海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2016级硕士研究生，现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博士研究生，从事高校海归教师学术职业发展与学缘、拔尖人才培养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朱佳妮，上海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副研究员，从事学生与学者跨文化及学术适应、德国高等教育与科技政策研究。
周默涵，上海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2017级硕士研究生，从事高校海归教师、工科女性教师研究。
随着国际政治经济环境的急剧变化，全球化、国际化以及科技创新等趋势持续推动着高等教育的改变。201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了《反思教育：向“全球共益物品”的理念转变？》（Rethinking education: Towards a global common good?）（以下简称《反思教育》）的报告，提出了教育应从一种“公益物品”转变为全球“共益物品”的主张，开始对教育的理念进行新的思考。《反思教育》认为，在基础教育或是义务教育阶段，教育作为一种“公益物品”的理念被广泛接受，但它能否适用于基础后教育仍然存疑。[1]
德赛（Desai）和蒂拉克（Tilak）认为，作为一种公益物品（a public good），高等教育很大程度上必须是由国家资助的，同时产生大量的正外部性（positive externalities），即公共和社会福利，包括：推动一国科学技术的发展、通过改善人力资本提升个人就业能力等，这同时也反映了高等教育的公益性。[2][3]然而，当我们以此描述高等教育时（即由国家资助的公益物品），高等教育中国家资助的减少甚至是消失、学费的增加、私立高等教育的兴起、国际化及市场化趋势的加强等因素都使高等教育作为公益物品的理念受到了严重质疑，而这的确是全球高等教育系统中的普遍情况。但不可否认的是，高等教育造福公众及社会的正外部性（高等教育公益性的一部分）仍然得以保持。可是，如果我们在作为非公益物品的高等教育上继续沿用公共利益或是公益性这一概念，这在理解上似乎有些牵强。所以，基于《反思教育》以及部分学者对“公益”和“共益”的对比分析，本文认为，较之于“公益物品”（public goods）和“公共利益”（the public good）等概念，“共益物品”（common goods）和“共同利益”（the common good）在高等教育领域更具适用性。
01 “共益物品”与“共同利益”
“共益物品”（a common good）指的是被特定群体的所有或大多数成员共同拥有的且对其有益的活动或资源，带有鲜明的集体属性（无关公共或者私有）。共益物品基于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通过个体或群体间的积极互动（即集体努力）得以存在，参与者经由该互动过程获得益处。[4] “共益物品”是一个微观且具体的概念，包括许多现实生活中的“物品”，如音乐会、庆祝晚宴、团体运动等。与公益物品相比，共益物品的提供者多种多样，可以是个人、家庭，也可以是团体和国家。而其特指名词形式“共同利益”（the common good），则是一个更为宏观抽象的概念。在《新牛津英文词典》中，“共同利益”指的是所有人的利益（the benefits or interests of all）。[5]“共同利益”可以是一个村庄或一座城市。作为“共同利益”的一座城市的类似于作为一种“共益物品”的音乐会，但前者具备时间上的延续性。一次音乐会的结束就意味着音乐会这一具体的“共益物品”的失效，但城市却在居民的参与中延续下来，他们创造了一种只在其参与和互动中存在的利益（城市），这种利益同时也构成了每个人的幸福生活。据此，人类在本质上共享且互相交流的各种善意，例如价值观、公民美德和正义感都属于共同利益。[6]
在此意义上，教育或者高等教育本身，既可以被看作是“共益物品”，也可以被当作是一项“共同利益”，因为接受高等教育，可被视为一项具体的活动，教育者、受教育者及其他利益相关者均能从参与过程中获益；而高等教育也并非“转瞬即逝”的，它同样是一种理念和过程，具备一定的抽象性，在时间流逝中仍然得以留存，惠及一代又一代的人，并不断推动社会进步。[7]但是，鉴于有学者强调共同利益应该是一种抽象的价值，其本质是“共同的善”，用以维系某种抽象社会关系模式，而不是实现某种特定的具体目的。[8]因此，本文认为把高等教育视作为共同利益服务的共益物品更为恰当。
02 “共益”对“公益”的超越
由此看来，从“共益”视角出发，把高等教育视作服务于共同利益服务的共益物品，至少在以下三个方面超越了原有的“公益”理念：
首先，高等教育将摆脱长期备受争议的“公益”与“私益”话题。作为一种为共同利益服务的共益物品，人们对高等教育的认识将不再是基于其“供给方式”（公共或私人供给），而更多与其“结果”（造福社会和公民）相关。那么，在一定程度上，高等教育作为“共益物品”的理念可以为渐增的私立教育提供者以及逐渐多样化的高等教育资金来源提供合理的解释。
其次，把高等教育视作“共益物品”的理念符合时代发展趋势。基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报告，“共益物品”具有内在价值和共同参与的鲜明特征，鼓励人们在学习过程中积极主动、共同努力，以使所有参与者共享利益。这尤其符合当前对终身学习和主动学习的倡导。这一理念有助于改变高等教育的模式及过程，实现从被动的“教”（educating）到主动的“学”（learning）的转变。
再次，高等教育作为“共益物品”的理念有助于构建一个更加包容与和谐的世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高等教育国际化不断发展的同时，世界范围内的全球化正遭遇逆流。例如，特朗普的“美国优先”论，反对全球化经济，反对移民和外来宗教。美国的做法带有典型的民族保守主义色彩，而保守主义的本质“就是一种本位论，自我利益、自我价值绝对优先”。[9]这种民族保守主义，与全球化带来的经济边界退化、跨国参与等背道而驰。[10]在这样的逆全球化背景下，作为“共益物品”的高等教育凭借其“普遍的共同性”将有助于缓和逆全球化潮流。
03 高等教育全球“共益性”的体现
Tian（2019）[11]认为，高等教育中的“共益”理念在全球化和国际化背景下尤为重要，因为“共益”理念拒绝封闭和保守，鼓励全球高校和受教育者共同协作、积极参与、共享成果。高等教育至少在以下五个方面贡献于全球共同利益：（1）培养尊重、包容和理解他人及不同文化的全球公民，他们将成为解决人类文明冲突，构建和谐世界的掌舵者；（2）探索新知识、扩展知识边界并产出具备全球影响力的科研成果，解决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问题并增进人类福祉；（3）开展公共/社会服务，包括公共参与活动及提供政策建议，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和可持续发展；（4）文化传承与创新，将宝贵的文化和传统在全球范围内代代相传；在保留自身文化特色的同时，不排斥他国文化，努力构建多元文化氛围；（5）推动社会流动，这正是《反思教育》中强调的有关教育对全球共同利益的独特贡献。总的来说，作为“共益物品”的全球高等教育应该对所有人有益，提升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理解与包容并不断推动社会公平。
在此基础上，如果将高等教育视为一种全球性的共益物品，那么，不同国家的高等教育机构需要以更开放的心态开展合作，打破利益壁垒，由此构建利益共同体。这正是中国近年来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体现，同时也反映出世界范围内各国、各地区不断加深的联系与融合。然而，我们必须认识到的是，高等教育从“公益”向“共益”的转变不仅是一种理念上的改变，也是高等教育责任主体的改变，它重新定义了高等教育、学生、社会和国家间的关系，也即高等教育的未来发展及其相关决策不应仅被视为是政府的责任，更广泛的外部社会、接受高等教育的学生群体和大学本身也需要参与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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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田琳, & 吴燕. (2020). 从“公益”到“共益”：全球高等教育理念的转变.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 41(1), 111-118.
作者介绍：
田琳，上海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2016级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世界一流大学功能、高等教育与全球化和国际化。
吴燕，上海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世界一流大学中心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世界一流大学和研究型大学研究、大学评价与排名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海归人才已成为高校教师队伍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不同年代归国教师的首聘期工作满意度及其变化趋势、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是对高校人才政策环境和海外引才效果的检验。课题组以全国48所研究型大学1979-2017 年期间归国的541名教师为样本，开展问卷调查和分析。
通过梳理已有研究和国家引才的发展历程发现，我国海归人才队伍建设呈现出一定阶段性，我国海归人才引进大致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1979年至1999年，海外人才引进初步探索阶段；第二阶段：2000年至2007年，海外人才引进体系化发展阶段；第三阶段：2008年至2012年，海外人才引进突破性发展阶段；第四阶段：2013年至今，海外人才引进科学化发展阶段。通过对四个阶段海归教师首聘期多维度工作满意度进行量化分析，发现以下四个方面特征。
01 工作自主性、工作压力和成就感等方面的满意度呈逐渐下降趋势
1979至2000年期间海归教师首聘期对工作本身的满意度处于较高水平，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呈现逐渐下降的趋势。说明海归教师对其职业本身的自主性、压力程度、工作目标实现等方面的满意度在逐渐降低，工作的成就感和责任感越来越弱。其原因可能为教师承受过多压力后导致日渐缺失知识创新的内驱力。
02 对薪酬待遇的满意度逐步提升，但仍处于较低水平
海归教师首聘期对薪酬待遇的满意度水平在七个维度中最低，2008年以前远低于其他维度的满意度水平。近年来，地方政府和高校出台了一系列提高海归教师薪酬待遇的政策，满意度也随之有所提高，但仍处于较低水平。其原因可能有两个方面：一是海归教师对薪酬待遇的预期较高，预期与现实的落差导致满意度不高；二是海归教师更加认可国外高校的教师薪酬制度，美国、英国等国家高校教师具有相对较高的基础薪酬和可预期的薪酬增长机制。与之相比，我国海归教师在基础薪酬满意度较低且对未来加薪的预期不高。
03 科研团队内部合作、沟通与交流等方面的满意度呈现小幅下降
海归教师首聘期工作群体满意度处于各个维度的中间水平，在科研团队内部的合作、沟通与交流等方面仍然具有提升和改善空间。在海归教师与同事之间的关系上，一方面“本土”教师对海归教师的“特殊优待”感到不适；另一方面，海归教师认为因缺乏国内学术网络，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本土”教师的排挤，使其难以顺利获得发展资源。弱化海归教师与本土教师的“标签”效应，加强基层学术组织的文化建设，减少个人竞争，是改善科研团队合作关系的有效途径。
04 工作条件、办公设施等方面的满意度长期保持平稳，变化幅度小
海归教师首聘期对工作条件的满意度变化幅度较小，在办公条件、办公环境和文体娱乐设施等方面始终处于略微倾向满意的水平。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校在校园面貌、实验室空间和仪器设备投入、办公场地和办公设施等方面投入大、改善快。工作条件为保健因素，满足这些因素，可以消除不满情绪，维持原有的工作效率，但不能激励人们更积极的行为。本研究亦发现海归教师首聘期对工作条件的优良与否并不十分敏感。因此，从海归教师管理政策供给改革的角度看，这方面的过多投入并不会大幅度提升工作满意度，应优化已有资源的配置，避免分配不均衡即可。
来源：
李奕嬴，朱军文. 高校海归教师首聘期工作满意度演进：1979-2017年的实证研究[J]. 复旦教育论坛，2020, 18(02): 45-50+71
作者简介：
李奕嬴，上海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2014级博士研究生，现东北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科技人才政策与人才评价。
朱军文，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副主任，教授，研究方向为高校创新能力与政策、高校人才政策与人才评价，科学计量与科学评价。
大学是文化传承的载体和思想文化创新的基地，大学文化传承创新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的重要推动力量[1]。近代中国教会大学是西方世界殖民扩张的产物；但其作为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组成部分，客观上促进了中国传统教育向近代教育过渡，对于近代西方体育引进和传播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近代教会大学体育研究是中国大学体育文化传承研究不可或缺的部分。
本研究以近代中国16所教会大学体育为研究对象，主要运用文献资料和逻辑分析等方法进行深入挖掘和整理，从体育经费和场馆设施、体育制度及组织、体育竞赛和课外活动、体育思想及价值观等方面对近代中国教会大学体育文化进行挖掘和整理，梳理出一个比较清晰的近代中国教会大学体育文化发展概貌。
一、体育物质文化是大学体育文化建设的基础
1.体育经费
教会大学每年会设立专门预算用于体育设施建设和体育活动开支。体育资金第一个来源是学校财政；第二个来源是社会和校友捐赠，如1908年圣约翰大学校友捐赠5000元修建体育场[2]，华纳捐赠3500元用于燕京大学体育馆建设[3]。第三个来源是差会组织的拨款，基督教女青年会在1926-1930年间每年向金陵女子大学拨款5000美元专款作为体育经费[4]。
专门的体育预算为体育场馆设施的建造、体育活动的开展提供了基础和保障。体育经费主要来自学校财政和捐款，前者主要用于体育活动，后者用于体育场馆设施建设。
2.体育场馆设施
所有的教会大学都有专门的体育设施，16所教会大学中有近一半的学校专门修建了体育馆。圣约翰大学1919年建成顾斐德体育室；燕京大学修建的华纳体育馆和鲍氏体育馆[5]。
美国圣公会山福德牧师1919年曾评价说：“在体育训练设施方面，圣约翰不亚于美国大学，圣约翰当时在中国体育界确实是一只领头羊。[6]”
二、体育制度文化是大学体育文化建设的保障
2.1体育制度
2.1.1 体育师资和教学制度
清政府颁布《奏定学堂章程》后，体操教习培训机构应运而生[7]。在1903年之前，教会大学的体育教师以兼职为主，圣约翰大学校长卜舫济（Francis Lister Hawks Pott）率先将沈嗣良等教师送往美国进修体育[8]，各校纷纷效仿，教会大学逐渐形成一支专业体育教师队伍。燕京大学黄国安（K. A. Wee）、金陵女子大学张汇兰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教会大学的体育教学制度始于兵操演练。就体育课程设置来说，教会大学可以分为立案前和立案后两个时期。立案前的教会大学体育活动完全自主化。立案后，体育课程设置要遵照教育部的规定。
2.1.2 体育竞赛制度
教会大学体育制度承袭了西方体育的传统。卜舫济参考《纽约宗教人士》等资料，制定了圣约翰大学“体育运动规范”。为鼓励学生参加体育运动，教会大学设置多种奖项，褒奖那些在校内外比赛中获胜的学生。通过圣约翰大学、燕京大学、金陵大学的体育相关规章制度可以发现，教会大学学生的体育活动被安排在学生的日常学习和生活中。
2.2 体育组织
所有的教会大学都设有校内体育组织，主要负责校内体育活动和比赛的开展。圣约翰大学在19世纪末成立体育会，开展网球、足球和田径运动，举办班际比赛。到20世纪20年代，几乎每项运动均有对应的体育组织。金陵大学也开设了“球队”等学生体育社团。
20世纪初，圣约翰大学与南洋、东吴、英华公学四校共同组织中华大学联合运动会，这是上海高校校际体育竞赛的肇始；1914年，圣约翰大学、沪江大学、东吴大学、金陵大学、之江大学、南洋公学共同成立了“华东大学体育联合会”，将华东地区的校际体育运动推向一个高潮。华北地区影响较大的教会大学校际体育组织是“北平五大学体育会”[9]。
三、体育行为文化是大学体育文化建设的动力之源
3.1课外体育
校内课外体育活动与普通学生体育运动的关系最为密切。教会大学举办了中国最早的近代运动会——1890年圣约翰大学第一届田径运动会。20世纪初开始，圣约翰大学针对普通学生陆续开展了18项体育活动，并把全年分为网球、篮球、足球、垒球、田径五个赛季。林语堂曾说“倘若说圣约翰大学给了我什么好处，那就是给了我健康的肺”[10]。金陵大学、福建协和大学[11]、辅仁大学、齐鲁大学、金陵女大纷纷开展课外体育活动。
3.2运动队和体育竞赛
教会大学最先引进校园的是足球、网球、篮球和排球，后来陆续引进了越野跑、游泳、羽毛球、乒乓球、棒球等项目。在早期的全国性和国际比赛中，代表各地，代表中国参赛的运动员多数来自教会大学。
在教会大学中，上海圣约翰书院无疑是最负盛名的[12]。圣约翰大学于1901年组建了中国第一支足球队[13]。1896年，最早的华人网球运动兴起在圣约翰大学[14]。
不仅是圣约翰大学，东吴大学、金陵大学、金陵女大、岭南大学等大学都十分重视体育运动队和竞赛，体育运动成绩卓著。
四、体育精神文化是大学体育文化建设的核心
对近代中国教会大学体育文化进行溯源，一方面西方大学的教育理念是其重视体育的直接理论来源[15]，即“健康的精神寓于健康的身体”[16]；另一方面，教会大学深受宗教教义的影响。“根据基督教的观念，人对身体有一种管理、经营、关怀而使之健康的责任”[17]。
一方面，教会大学体育文化发展深受大学校长体育教育思想影响。以圣约翰大学校长卜舫济为例，他主持校政达52年。卜舫济的“生命之丰富”和“性格之培养”的教育理念对学校体育发展和实践有直接而深入的影响。
另一方面，体育价值观是体育精神文化传承的核心。“体育运动不仅有益于身体健康，而且有益于智力与素养的提高，还可以培养拼搏、竞争、协作等精神”“体育运动有益于培养学生的高尚人格”等充分体现了圣约翰大学的体育价值观。辅仁大学体育一直坚持“体育力求普及，非以少数选手之训练，藉而光大学校之声誉，而求全体学生体育之平均发展”[18]。金陵女子大学秉承“女子服务社会需健全体魄”的理念。
教会大学体育只是西方体育价值观传播的缩影，从数百年前欧洲贵族学校“运动第一，学习第二”的口号，到与文化课程平分秋色的数十种体育课程，西方体育文化注重的是体育的精神塑造作用，即所谓的“体育的本质是人格教育”。
五、结论
从1882年登州书院创立到1952年教会大学被裁撤，近代中国教会大学体育的发展经历了发端、巅峰和衰退三个阶段，研究从传承的视角重点探究了教会大学巅峰阶段体育，从物质、制度、行为和精神层面挖掘、整理和展现了近代中国教会大学体育文化概貌。
教会大学提出了很多先进的体育理念，“健康的精神寓于健康的身体”；竞技体育与群众体育并重；注重培养体育精神和人格教育。经过历史的检验和沉淀，体育在强健学生体魄、完善学生人格、提升学生综合素质方面的作用不可替代。因此大学在履行其人才培养职能过程中，应充分认识和发挥体育育人的综合作用。近代中国教会大学体育，连同近代教会大学，已经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但我们通过挖掘和传承教会大学体育精神财富，将继续为新时期大学体育文化建设提供借鉴和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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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王秀强,孙麒麟.近代中国教会大学体育文化的传承研究.山东体育学院学报,2016，32（5）：59-65.
作者介绍：
王秀强，高教院2018届博士毕业生，现为上海交通大学系统生物医学研究院助理研究员。研究聚焦于久坐和慢病健康管理领域，进行运动流行病学、体适能与健康、社区健康管理模式、国家健康政策与制度等方面的研究。
慢性疾病是目前威胁居民健康的主要卫生问题。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报告，慢性病致死占世界所有死亡的63%，占中国所有死亡的87%。慢性疾病的主要风险因子是体力活动不足、不健康饮食等不良生活方式。世界卫生组织指出80%的过早发生的心脏病、中风、糖尿病等慢性病是可以通过改变生活方式达到预防的效果。
因此，本研究在理论分析基础上建立基于生活方式干预的“家庭—社区—医院—高校”四位一体的运动健康促进模式。利用运动及膳食干预糖尿病前期非酒精性脂肪肝项目对模式进行可行性验证和丰富完善。在一年的实践中发现此模式可以用于社区慢病预防控制，并取得良好效果。
1、“四位一体”运动健康促进模式的构建
“四位一体”运动健康促进模式是以居民为核心，以家庭和社区为基本环境，以预防为主，整合社区、医院和高校的优质资源，使家庭、社区居民、健康促进团队以及研究者之间形成一种伙伴关系，共同解决慢性疾病问题的运动健康促进模式。
该模式以居民为核心，以家庭与社区为最基本环境，涉及社区基层卫生服务机构、社区健身指导组织、医院、高校等多个部门。该模式组织架构见图1。
图1 “四位一体”社区运动健康促进模式的组织架构
“四位一体”运动健康促进管理采取一个循环的工作流程进行运作，遵循简单、实用、高效的原则进行设计，分为6个环节：宣传招募、检测、诊断筛分、干预方案制定、干预实施、反馈随访（见图2）。
图2 “四位一体”运动健康促进的管理流程
“四位一体”社区健康促进模式的整体运行机制具体包括动力机制、执行机制、协调机制、监督机制、评价反馈机制以及资源配置机制。
图3 “四位一体”运动健康促进的运行机制
2、实证研究：糖尿病前期非酒精性脂肪肝的运动及膳食干预项目
依托国家科技部十二五支撑计划重点项目“有氧运动改善慢性病人群体质健康的生物学机制”，设计“有氧运动及低碳水化合物膳食对中老年男子和绝经后妇女高危2型糖尿病非酒精性脂肪肝的影响-肠道菌群组成的作用”的运动健康促进研究项目，联合上海体育学院和上海交通大学、复旦大学附属华东医院、上海市杨浦区市东医院及杨浦区6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在上海市杨浦区的多个社区开展膳食结合运动的生活方式干预，验证 “四位一体”运动健康促进模式的可行性和有效性。
项目选取50岁-65岁的非酒精性脂肪肝患者104人作为研究对象，随机分为两组（干预组和对照组）。干预时间为6个月，跟踪时间为6个月。干预措施为运动干预加膳食干预。采用“‘家庭—社区—医院—高校’四位一体运动健康促进模式”运作管理整个干预项目。
干预6个月后，干预组83.0%的受试者肝脏脂肪浸润程度下降，干预组肝脏脂肪浸润下降的受试者比率明显高于对照组（p=0.038）。
干预结束继续跟踪6个月，随机对受试者进行回访调查问卷。53.6%的受试者认为身体状况好于参与项目之前；17.9%受试者表示看医生次数减少；25%表示感冒次数减少；60.7%表示精神面貌变好；71.4%认为自己更加注意饮食；46.4%受试者的社交活动增加；39.3%表示锻炼次数增加。
干预结束继续跟踪6个月，对受试者进行反馈访谈，居民反馈意见包含如下：参加项目之后获益颇多，了解了科学锻炼和平衡膳食的知识，改变了之前很多错误的观念；通过项目半年的干预，改变了原来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在干预结束后，身体状况得到改善，体重、脂肪肝和精神状态都变好；自发将从项目中体会到的感受，告知认识的居民和朋友，发挥“榜样”作用，促进全社会养成健康的运动和膳食习惯；项目停止一段时间之后，生活习惯又逐渐回到原来的模式，体质健康状况也逐渐变回原来的状况，因此希望项目能长期开展，帮助居民坚持健康生活方式，获得健康收益。
本研究对“家庭—社区—医院—高校”四位一体的社区健康促进模式进行理论建构和试验验证，发现此模式以居民为核心，整合社区、医院、高校的资源，能够切实有效地建立起从预防到干预的全方位社区运动健康促进体系，形成由病人、卫生保健机构、社区和政府一起参与的慢性病生活方式长期干预管理机制。
来源：
乐生龙等.“家庭—社区—医院—高校”四位一体运动健康促进模式探索. 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15，38（11）：23-29。
作者介绍：
乐生龙，高教院2020届博士研究生，现系统生物医学研究院博士后，主要关注老龄化和慢性病运动疗法、康复治疗人才培养。
以智能科技为核心的第四次科技革命正以迅猛的速度改变着我们生产与工作模式、生活与行为方式。大学一方面为新科技的到来感到兴奋，另一方面也为在知识生产和传播领域传统优势的丧失和智能科技对人文伦理的挑战而担心。
智能科技的更新迭代日新月异，科技与教育融合发展趋势不可逆转，新科技的发展使得教育的未来有了更多的可能性和想象空间。除了线上教育以外，未来大学教育可能是这样的：
1、人工智能编辑技术将颠覆传统的作业和考试方式
由于智能出题系统与传统的题库系统不同，可以即时出题、即时阅卷、避免撞题，因此使得同考场不同考题成为可能，将有效解决考试作弊顽疾。大学教育具有专业众多、知识高深的特点，因此在智能作业考试系统开发过程中特别需要学科专家参与对每个学科的知识图谱进行系统梳理的基础工作。
2、增强现实技术和数字模拟技术将颠覆传统教学实验室
基于空间定位跟踪、仿真显示和交互传感的增强现实技术在游戏领域有了成功的应用，这些技术完全可以应用到教学实验室建设，结合已在企业界广泛使用的数字模拟设计技术开发出可供沉浸式教学使用的增强现实实验系统。随着技术的进一步成熟有望在未来5—10年内颠覆传统教学实验室。同时国内约2200家教具企业也面临着升级换代的生存压力。
3、助教机器人将协助教师实现个性化指导
未来的助教机器人不仅能完成批改作业、问题答疑、发放通知等日常教学辅助工作，更重要的是利用大数据算法帮助教师实现对学生的个性化指导。它会根据学习大数据为每个学生制作学习画像，准确地描绘出学生的知识、能力甚至学习习惯的优点和不足，为教师指导学生提供第一手资料。
4、区块链技术将推动学力认定替代学历认定
随着终身教育理念的普及，学习形式呈现多样化的发展趋势，现有的学历认定模式无法完全反映校外和课外的学习情况。区块链技术的出现让我们看到了学历制度改革的曙光，分布式数据存储方案可以让学生所有学习行为均可全程留痕，点对点传输技术可以实现校内校外、课上课下全部学习经历的可追溯，并且在此基础上形成公开透明的“电子学历证书”。
未来大学教育还有一个重要使命，就是培养学生的知识迁移能力、综合判断能力和独立思考能力，让学生学会适应即将到来的人工智能时代。
来源：
杨颉.智能科技时代高等教育面临的挑战与变革[J].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28(02):23-26.
作者介绍：
杨颉，上海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研究员、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党委书记，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学术委员，博士生导师，从事大学战略发展、学科评估研究。
在当前建设创新型国家和高校“双一流”方案的背景下，高层次人才聘任是当前各高校注入重金、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要抓手，它不仅涉及到一所学校的办学理念、发展方向与规划等宏观战略性问题，而且涉及到学校的内部决策、执行、监督、评估、反馈等微观管理体制与机制问题，因而对高校高层次人才聘任的运行机制进行探析，对于规范高校内部治理工作具有重要意义。关于这一主题的已有研究，主要从比较宏观的逻辑推理与概括性描述入手，缺乏实证支持，这对于构建高校高层次人才聘任实际工作中的运行机制缺乏操作性的指导建议，虽然目前开始有学者尝试运用实证研究的方法对高校高层次人才引进的现行政策和引进对象进行研究，但仍然停留在政策和简历文本分析层面，缺乏实地调研。在此基础上，本研究将个案研究与质性分析相结合，采用“解剖麻雀”的方法，选取了上海市4所不同类型的公立本科院校作为研究案例，对其高层次人才聘任的监督机制进行深入探讨。
研究发现，首先在聘任标准的制定上，各高校在高层次人才聘任标准的制定中听取学院意见，二级职能单位流转审核，最后上报校长办公会讨论通过，转向扁平化管理，这说明各高校认识到内部治理不应该是一家独大，需要多个部门协商共同决策，进而确保制度的规范、合理与公正；但是各高校聘任标准的制定仍主要由各二级管理部门（如人事处、研究生院、科研处等）共同参与，行政权力组织占据主导地位，学术委员会和教职工代表大会在其中难以发挥监督职能。
其次，在聘任过程的执行上，各高校的高层次人才聘任流程大多可以在学校官方网站上查阅到，并且与访谈了解的情况基本一致，但是当前公开的政策文件中并没有对各权力主体在聘任过程中的具体权责进行清晰说明，校内不同部门在聘任流程中承担的职责并不明确；而且在聘任过程的实际执行中，各高校聘任小组成员中具有相应学科背景的专家只有寥寥数人，学术委员会并未参与其中，学术力量介入有限。
第三，在薪酬待遇的决策与公开上，目前各高校高层次人才薪资标准的确立主要有两种模式，即院校共同决策和学校整体决策，这与高校自身的办学规模、所属机构和内部管理体制相关；但当前各高校吸纳更多的优质人才，不断调整人才政策和做法，大多学校不愿意对外公开具体的聘任制度文件，特别是在薪资待遇上。
最后是在聘任效果的评估上，各高校都设有高层次人才考核制度，基本是根据进校时签订的工作协议进行考评，再根据具体的年度和聘期表现划分优秀、良好、基本合格和不合格；但是对于高层次人才引进工作的实际执行效果分析，各案例高校主要是用于校内的决策规划，并未在教师群体中进行公开发布，这对于在校内建立该项工作的问责机制是不利的，学校很难对其中的不同权力主体和具体环节进行问责，也无法对越权和聘任中发生的违法违规行为起到监督制约作用，从而影响人才聘任监督机制的完善和高校内部治理的效率。
综上可以看出，当前高校的高层次人才引进还存在一些体制机制上的障碍或不足，如信息公开不畅，学术权力组织和民主监督组织参与度低，问责机制不健全等。若要真正成为自我发展型机构，实现依法自主办学的目标，高校需清晰界定校内多元权力主体的权利、义务和责任，把权力的“放”和“收”通过更加公开透明、完备的支撑体系加以落实和保障，并通过适当途径加以有效监督，从而保证其内部治理水平与能力的提升。
来源：
江珊,刘少雪. 我国高校高层次人才聘任的运行机制研究[J]. 中国高教研究, 2017(07): 87-93.
作者介绍：
江珊，上海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2016级博士研究生。
刘少雪，上海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研究生教育，大学教育教学，工程教育。
作为大学追求的非物质性目标，社会声誉已经成为现代大学创造竞争优势的重要资源，卓越的声誉往往是世界一流大学发展的重要驱动力。笔者通过查阅相关文献，发现国外关于大学社会声誉的专门研究可以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并且在最近十余年逐渐成为高等教育领域的研究热点，研究更加深入并趋于精细化。
大学社会声誉的评价、效应、形成及其影响因素是该领域的中心议题。围绕着如何对大学社会声誉进行评价这一热点问题，众多学者开展了富有探索性的研究。一方面是关于大学社会声誉的操作化测量，涉及声誉的维度及指标。例如2014年，埃瑟·泰尔奇（E. Eser Telci）和丹尼斯·坎特（Deniz Kantur）结合定性和定量方法开发了一份共计18个题项的声誉测量量表（见表1），包含学术能力（academic competence）、负责任的管理（responsible management）和社会吸引力（social attractiveness）三个维度。另一方面是关于已有的大学社会声誉评价工具，涉及各种排名或评估的应用及价值反思。同时，国外学者们针对大学社会声誉对各项高等教育活动带来的磁场引力、优势累积、市场调节等具体效应也进行了大量研究。
表1 埃瑟·泰尔奇和丹尼斯·坎特开发的大学社会声誉测量量表
国外学者从要素的层面对大学社会声誉进行了一系列学理探究，主要聚焦于三个方面。第一种观点是资源依赖论，持这一观点的学者将资源要素的投入视为大学培育社会声誉的基础性因素。例如2006年，弗雷德里克斯·福克文（J. Fredericks Volkwein）和凯尔·斯威泽（Kyle V. Sweitzer）针对美国242所研究型大学和205所文理学院，梳理与大学社会声誉密切相关的变量，构建了“投入—过程—产出”（input-process-output）模型（见图1），并指出社会声誉在研究型大学与文理学院之间的生成动力存在差异。第二种观点是功能决定论，持这一观点的学者从大学的基本功能出发，分析大学功能履行如何影响大学社会声誉。第三种观点是综合因素论，诸多因素之间的综合作用是理解大学社会声誉形成的关键，持这一观点的学者在近些年逐渐增多。此外，近年来从利益相关者互动、品牌传播学、组织行为学等视角展开的过程研究取得了许多创新性成果。
图1 弗雷德里克斯·福克文和凯尔·斯威泽提出的概念模型
基于文献梳理和解读，笔者得出以下经验与启示：第一，大学的声誉是利益相关者进行决策的重要影响因素，但对声誉影响力的判断不能脱离具体的情境。第二，国外学者对于大学社会声誉的研究路径较为丰富，在方法上日趋多元，众多实证研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第三，关于大学社会声誉形成与维持的研究尚未形成系统化的理论知识，有必要从演化的观点对大学社会声誉的生成、维持及传播的动态过程进行更深入的研究。第四，由于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大学类型、运行机制以及文化背景都存在差异，因此需要加强对大学社会声誉影响因素与提升策略的本土化研究。
来源：
赵文华，江育恒．大学社会声誉的学理考察：国外研究进展及启示[J]．外国教育研究，2020，47（4）：102-115．
作者介绍：
赵文华，上海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科学与技术政策，现代大学制度。
江育恒，上海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2019届博士研究生，现就职于厦门市教育局办公室。研究方向：高等教育管理，科技创新政策。
世界各国的博士生教育正在经历巨大转折和变革。以博士生训练中心(Centres for Doctoral Training , CDTs ; 也称 Doctoral Training Centres, DTCs)为依托的新型博士生培养方式正在为英国博士生教育注入新活力，满足多样化就业去向对博士毕业生提出的多元化要求。目前，我国学术型博士能够在学术界就业的比例也在下降，从这个角度说，英国博士生教育所面临的问题，我国学术型博士生教育也同样存在。分析英国博士生训练中心的特色做法，可以为我国当前博士生教育改革提供一些借鉴。
依托博士生训练中心的学术型博士(Ph.D.)学位项目与传统学术型博士学位项目的区别主要体现在，它以博士生的未来职业为导向，为博士生毕业后从事学术界内外的工作做充分准备。以受英国工程与自然科学研究理事会(Engineering and Physical Sciences Research Council, EPSRC)资助的博士生训练中心所提供的学术型博士学位项目为例，其特色做法有以下三方面。
第一，回应知识经济诉求的新型博士生培养模式。构建以跨机构平台为依托的博士学位项目，博士生在由不同院系、院校和学术界内外机构高度合作的平台上，接受实践性强、与工业界需求联系紧密的研究训练；采用研究和技能训练相结合的结构化培养，博士生除了完成博士论文，还需要参加教学课程、小型研究项目、研究技能和可迁移技能训练等一系列拓展活动；突破传统师徒制的培养方式，博士生在多学科背景的同辈小组学习中，在接受院系和工业界导师跨领域的共同指导下，增强有效学习、跨学科沟通和团队协作的能力。
第二，兼顾学术能力和职业技能的多方位可迁移训练。设置穿插在不同学习阶段的可迁移技能训练课程，促进研究技能和职业技能平衡发展；开设促进学生对科学知识生产过程中的政治、经济、社会和伦理问题进行讨论和反思的课程，发展博士生的科学责任感和伦理观，培养专业领域的伦理观念；对博士生参加各类公众活动提出要求，一方面向更多的人传递科学思想，另一方面聆听公共领域有价值的科学意见，以此锻炼博士生面向公众的科技交流能力。
第三，基于自我反思的职业发展支持。尽管传统博士生教育一直被认为是针对学术职业做准备，但大多数博士生对学术职业所需技能的了解和掌握也不尽人意；尽管博士生对学术界外的工作感兴趣，但通常缺乏对它们的了解。因此，博士生训练中心从职业生涯的角度出发，为博士生提供贯穿学习阶段的全方位职业发展支持，启发对个人潜能与工作匹配性的思考，加强对不同职业所需技能的了解，促进具有广泛意义职业认同的形成，帮助博士生实现从学生到职场角色的转变。
来源：
吴凡, 刘少雪. 为多元化职业做准备: 英国博士生训练中心的探索[J]. 学位与研究生教育, 2017(10): 66-71.
作者介绍：
吴凡，上海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2018届博士毕业生，现为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博士后，研究方向：工科人才培养，工程职业发展。
刘少雪，上海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研究生教育，大学教育教学，工程教育。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和知识经济的蓬勃发展，国际学术精英的流动愈加频繁。一方面，精英的流动不仅有助于知识的传播与扩散，也对学术生态的多元发展产生重要影响；但另一方面，失衡的流动网络却可能导致国家层面的人才流失，更在历史意义上致使“世界学术活动中心转移”。而近年来伴随“精英循环”所产生的机构马太效应更是引发了科学社会学界的普遍关注和担忧。
在此背景下，本文以21个学科308项国际卓越奖项在1900—2017年间的10,918名获奖人为研究对象，通过简历分析构建了其“最高学位获得机构→获奖时工作机构”的流动网络，并由此检验了国际学术精英机构流动网络的不平等结构及其演化规律。
1. 获奖人流动网络的等级结构
图1：国际学术奖项获奖人的整体机构流动网络及其标度律
图1展示了1900—2017年间10,918名获奖人的机构流动网络，网络中共包括1,546个节点和8,445条边。获奖人流动网络呈现了典型的“核心—边缘”结构，也就是说，大多数获奖人的流动发生在少数机构之间，而与此相反，大部分机构则仅产生或吸引了少数获奖人。与此同时，网络节点的入度和出度均服从幂律分布，说明该网络具有明显的无标度特征，生长过程符合“偏好连接”机制。
2.学术活动中心的地位变迁
图2：不同时期获奖人流动网络中核心机构的地位变迁
如图2所示，通过对不同历史时期流动网络节点的PageRank中心性进行排序，可以发现，在1920—1940年间，网络中居于最核心位置的机构位于德国；1960—1980年间，德国高校的地位显著下降，而英国高校来到首位；2000年后，美国高校后来居上，占据了网络中的大多数核心位置。
3.不平等结构的再生产
图3：不同学科领域和不同历史时期获奖人流动网络的基尼系数
通过洛伦茨曲线和基尼系数对不同学科领域（图3a）和不同历史时期（图3b）流动网络的不平等程度进行检测，结果发现各学科领域均呈现了不同程度的等级化特征（基尼系数范围从0.68到0.78之间），另外，这种不平等结构呈现出愈演越烈的趋势，1940 年获奖人机构流动网络的基尼系数为0.59（67%获奖人的机构流动发生在20%的机构中），而这一数字在2017年达到0.80（89%获奖人的机构流动发生在20%的机构中），这意味着学术领域的“精英循环”现象十分严重。
上述分析表明，在过去的一个多世纪以来，精英流动网络中存在一种“旧瓶新酒”现象——绝大部分获奖人的流动仅仅局限在少数几所大学之间，而学术机构间的马太效应也由此逐步扩大。虽然这一结论在当下的知识经济时代不足为奇，但获奖人流动网络中存在的严重不平等结构引发了如下几个问题：有多少才华横溢的学者，其国际认可会因为学术系统的等级偏好而被忽视？如果不同机构输出和流入精英数量的差距变小，学术系统在总体上的进步是否会更大？如果更低程度的不平等会推进学术系统的进步，奖项系统需要做出怎样的变革在实践中更加利大于弊？这些问题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
来源：
Jiang, F., & Liu, N. C. (2020). New wine in old bottles? Examining institutional hierarchy in laureate mobility networks, 1900–2017.Scientometrics. doi:10.1007/s11192-020-03477-7.
作者介绍：
姜帆，上海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2019届博士毕业生，现就职于南方科技大学高等教育研究中心，主要从事学术职业、科学学与计算社会学研究。
刘念才，上海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院长、教授，研究方向：世界一流大学与研究型大学、大学评价与学术排名、高等教育国际化与全球化。
短时间窗口下的引文评价往往是不可靠的，因为这时论文发表的时间较短，论文还没有充足的时间获取被引次数。Jian Wang（2013）的研究发现论文发表2年后的被引次数与发表31年后被引次数的相关系数仅为0.592，这一系数在工程、数学、人文等学科领域中还要更低，各种标准化方法本身并不能解决这一问题（例如，将不同时间窗口下的被引次数进行标准化处理）。然而，现实的科研评价活动中很难做到等到论文发表10年甚至更久的时间再去进行评价。这似乎是一个两难的问题。
本文提出一种解决思路：我们根据每篇论文所在的时间窗口分配给每篇论文的学科标准分（即经过学科标准化以后的被引次数）一个权重，以表示这篇论文学科标准分的可靠程度。权重由论文在短时间窗口下（如2年）的被引次数与可靠的长时间窗口下（如31年）的被引次数的相关系数计算而得到。例如，化学领域中论文发表2年的被引次数与发表31年的被引次数的相关系数是0.55，那一篇来自化学领域发表2年的论文的学科标准分就要乘以0.55，表示这篇论文学科标准分的可靠程度是0.55。论文发表时间越短（长），权重越低（高），学科标准分的可靠性越低（高）。
这项研究首先梳理出各学科论文在1-10年中历年的被引次数与论文发表31年后被引次数的相关系数（见图1），然后将这些系数作为权重与目前较常用的学科标准化指标CNCI指标进行加权处理。我们将加权后的指标应用于大学层面的科研影响力评价中：我们对世界500强大学在集合层面的CNCI指标（公式1）与加权后的CNCI指标——WCNCI指标（公式2）进行了分析。
图1. 各学科论文在1-10年中历年的被引次数与论文发表31年后被引次数的相关系数
研究发现：
1，世界500强大学的CNCI得分与加权后的WCNCI得分有着很强的相关性（见图2），但是仍有部分大学在加权后排名变动较大（见图3）。例如加权后，沙特的阿卜杜勒阿齐兹国王大学、阿卜杜拉国王科技大学的排名分别下降了221名和159名，而来自法国的波尔多大学的排名则上升了128名。
图2. 500强大学CNCI得分与WCNCI得分的相关性
图3. 500强大学CNCI排名与WCNCI排名的相关性
2，排名的变动体现了某些地域特征。例如来自沙特、澳大利亚、中国大陆地区大学的影响力排名都普遍下降，而来自日本、台湾、以色列、德国等地区大学的影响力排名都普遍上升。（见图4）
图4. 排名变动的地域特征
3，我们对排名变动的原因进行了分析。排名的变动主要受三个因素影响：一所大学较老论文与较新论文的比例结构、一所大学的学科结构、一所大学较老年份的CNCI得分与较新年份CNCI得分的比例。任何一所大学排名的变动都是这三个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而上述排名变动所呈现的地域特征同样也是这三个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我们也对呈现地域特征背后更深层次的原因进行了讨论。
此外，本文也对WCNCI指标与皇冠指标、新皇冠指标进行了比较。相比老皇冠指标，新皇冠指标“先除后平均”的计算方法由于物理意义明确似乎更受青睐（新皇冠指标即上述公式1）。但是新皇冠指标相当于对每篇论文都赋予了同样的权重，而老皇冠指标（公式3）隐含地给了较老（新）论文的被引次数一个较高（低）的权重，老皇冠指标在对待不同时间窗口的论文方面似乎更加合理。但是老皇冠指标中的权重wi同时还隐含地给了来自被引次数期望值较大的学科的论文一个较高的权重，这就与进行学科标准化的初衷相违背了，是不合理的。我们提出的WCNCI指标先除后平均，同时直接赋予较老（新）论文一个较高（低）的权重，它保留了新、老皇冠指标各自的优点，同时摒弃了这两个指标的缺点。
结语：本研究提出的WCNCI指标并非完美，它也有一些缺点（我们在原文中对此进行了讨论）。但它试图去解决短时间窗口下引文评价不可靠的弊端。期待今后能有更好的方法来解决这一弊端，使得科研评价更加科学合理。
来源：
Wang X, Zhang Z H. Improving the reliability of short-term citation impact indicators by taking into account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short- and long-term citation impact[J]. Journal of Informetrics, 2020, 14(2): 101019.
from 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abs/pii/S1751157719302603
作者介绍：
王兴，男，副教授。博士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现任职于山西财经大学信息学院。主要研究方向为信息计量学、引文分析、科研评价、机器学习等。担任情报学硕士研究生导师，图书情报专业硕士研究生导师。在Journal of Informetrics （SSCI、SCI）、Malaysian Journal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SSCI）、Current Science（SCI）、ISSI2019（Ei）、ISSI2017（Ei）、《清华大学教育研究》等国内外重要期刊及会议上发表论文数篇，出版学术专著1部，其中部分成果被“中国社会科学网”、“科学网”及科普公众号“林墨”转载报道。目前主持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课题1项。担任SSCI、SCI期刊Scientometrics审稿人。个人主页：http://id.sciencenet.cn/u/dahuoche
张志辉，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世界一流大学研究中心，主要研究方向为科学计量学和科研评价。曾任科睿唯安分析师，现任中国知网高级分析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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