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是文化传承的载体和思想文化创新的基地,大学文化传承创新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的重要推动力量[1]。近代中国教会大学是西方世界殖民扩张的产物;但其作为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组成部分,客观上促进了中国传统教育向近代教育过渡,对于近代西方体育引进和传播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近代教会大学体育研究是中国大学体育文化传承研究不可或缺的部分。
本研究以近代中国16所教会大学体育为研究对象,主要运用文献资料和逻辑分析等方法进行深入挖掘和整理,从体育经费和场馆设施、体育制度及组织、体育竞赛和课外活动、体育思想及价值观等方面对近代中国教会大学体育文化进行挖掘和整理,梳理出一个比较清晰的近代中国教会大学体育文化发展概貌。
一、体育物质文化是大学体育文化建设的基础
1.体育经费
教会大学每年会设立专门预算用于体育设施建设和体育活动开支。体育资金第一个来源是学校财政;第二个来源是社会和校友捐赠,如1908年圣约翰大学校友捐赠5000元修建体育场[2],华纳捐赠3500元用于燕京大学体育馆建设[3]。第三个来源是差会组织的拨款,基督教女青年会在1926-1930年间每年向金陵女子大学拨款5000美元专款作为体育经费[4]。
专门的体育预算为体育场馆设施的建造、体育活动的开展提供了基础和保障。体育经费主要来自学校财政和捐款,前者主要用于体育活动,后者用于体育场馆设施建设。
2.体育场馆设施
所有的教会大学都有专门的体育设施,16所教会大学中有近一半的学校专门修建了体育馆。圣约翰大学1919年建成顾斐德体育室;燕京大学修建的华纳体育馆和鲍氏体育馆[5]。
美国圣公会山福德牧师1919年曾评价说:“在体育训练设施方面,圣约翰不亚于美国大学,圣约翰当时在中国体育界确实是一只领头羊。[6]”
二、体育制度文化是大学体育文化建设的保障
2.1体育制度
2.1.1 体育师资和教学制度
清政府颁布《奏定学堂章程》后,体操教习培训机构应运而生[7]。在1903年之前,教会大学的体育教师以兼职为主,圣约翰大学校长卜舫济(Francis Lister Hawks Pott)率先将沈嗣良等教师送往美国进修体育[8],各校纷纷效仿,教会大学逐渐形成一支专业体育教师队伍。燕京大学黄国安(K. A. Wee)、金陵女子大学张汇兰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教会大学的体育教学制度始于兵操演练。就体育课程设置来说,教会大学可以分为立案前和立案后两个时期。立案前的教会大学体育活动完全自主化。立案后,体育课程设置要遵照教育部的规定。
2.1.2 体育竞赛制度
教会大学体育制度承袭了西方体育的传统。卜舫济参考《纽约宗教人士》等资料,制定了圣约翰大学“体育运动规范”。为鼓励学生参加体育运动,教会大学设置多种奖项,褒奖那些在校内外比赛中获胜的学生。通过圣约翰大学、燕京大学、金陵大学的体育相关规章制度可以发现,教会大学学生的体育活动被安排在学生的日常学习和生活中。
2.2 体育组织
所有的教会大学都设有校内体育组织,主要负责校内体育活动和比赛的开展。圣约翰大学在19世纪末成立体育会,开展网球、足球和田径运动,举办班际比赛。到20世纪20年代,几乎每项运动均有对应的体育组织。金陵大学也开设了“球队”等学生体育社团。
20世纪初,圣约翰大学与南洋、东吴、英华公学四校共同组织中华大学联合运动会,这是上海高校校际体育竞赛的肇始;1914年,圣约翰大学、沪江大学、东吴大学、金陵大学、之江大学、南洋公学共同成立了“华东大学体育联合会”,将华东地区的校际体育运动推向一个高潮。华北地区影响较大的教会大学校际体育组织是“北平五大学体育会”[9]。
三、体育行为文化是大学体育文化建设的动力之源
3.1课外体育
校内课外体育活动与普通学生体育运动的关系最为密切。教会大学举办了中国最早的近代运动会——1890年圣约翰大学第一届田径运动会。20世纪初开始,圣约翰大学针对普通学生陆续开展了18项体育活动,并把全年分为网球、篮球、足球、垒球、田径五个赛季。林语堂曾说“倘若说圣约翰大学给了我什么好处,那就是给了我健康的肺”[10]。金陵大学、福建协和大学[11]、辅仁大学、齐鲁大学、金陵女大纷纷开展课外体育活动。
3.2运动队和体育竞赛
教会大学最先引进校园的是足球、网球、篮球和排球,后来陆续引进了越野跑、游泳、羽毛球、乒乓球、棒球等项目。在早期的全国性和国际比赛中,代表各地,代表中国参赛的运动员多数来自教会大学。
在教会大学中,上海圣约翰书院无疑是最负盛名的[12]。圣约翰大学于1901年组建了中国第一支足球队[13]。1896年,最早的华人网球运动兴起在圣约翰大学[14]。
不仅是圣约翰大学,东吴大学、金陵大学、金陵女大、岭南大学等大学都十分重视体育运动队和竞赛,体育运动成绩卓著。
四、体育精神文化是大学体育文化建设的核心
对近代中国教会大学体育文化进行溯源,一方面西方大学的教育理念是其重视体育的直接理论来源[15],即“健康的精神寓于健康的身体”[16];另一方面,教会大学深受宗教教义的影响。“根据基督教的观念,人对身体有一种管理、经营、关怀而使之健康的责任”[17]。
一方面,教会大学体育文化发展深受大学校长体育教育思想影响。以圣约翰大学校长卜舫济为例,他主持校政达52年。卜舫济的“生命之丰富”和“性格之培养”的教育理念对学校体育发展和实践有直接而深入的影响。
另一方面,体育价值观是体育精神文化传承的核心。“体育运动不仅有益于身体健康,而且有益于智力与素养的提高,还可以培养拼搏、竞争、协作等精神”“体育运动有益于培养学生的高尚人格”等充分体现了圣约翰大学的体育价值观。辅仁大学体育一直坚持“体育力求普及,非以少数选手之训练,藉而光大学校之声誉,而求全体学生体育之平均发展”[18]。金陵女子大学秉承“女子服务社会需健全体魄”的理念。
教会大学体育只是西方体育价值观传播的缩影,从数百年前欧洲贵族学校“运动第一,学习第二”的口号,到与文化课程平分秋色的数十种体育课程,西方体育文化注重的是体育的精神塑造作用,即所谓的“体育的本质是人格教育”。
五、结论
从1882年登州书院创立到1952年教会大学被裁撤,近代中国教会大学体育的发展经历了发端、巅峰和衰退三个阶段,研究从传承的视角重点探究了教会大学巅峰阶段体育,从物质、制度、行为和精神层面挖掘、整理和展现了近代中国教会大学体育文化概貌。
教会大学提出了很多先进的体育理念,“健康的精神寓于健康的身体”;竞技体育与群众体育并重;注重培养体育精神和人格教育。经过历史的检验和沉淀,体育在强健学生体魄、完善学生人格、提升学生综合素质方面的作用不可替代。因此大学在履行其人才培养职能过程中,应充分认识和发挥体育育人的综合作用。近代中国教会大学体育,连同近代教会大学,已经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但我们通过挖掘和传承教会大学体育精神财富,将继续为新时期大学体育文化建设提供借鉴和启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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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张天白.中国最早的体育学校不是“松江府娄县劝学会体操传习所”[J].体育文史,1991(6):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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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高时良.中国教会学校史[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4:97-98.
来源:
王秀强,孙麒麟.近代中国教会大学体育文化的传承研究.山东体育学院学报,2016,32(5):59-65.
作者介绍:
王秀强,高教院2018届博士毕业生,现为上海交通大学系统生物医学研究院助理研究员。研究聚焦于久坐和慢病健康管理领域,进行运动流行病学、体适能与健康、社区健康管理模式、国家健康政策与制度等方面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