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科学已经进入大科学时代，大科学的增长不仅表现在科研规模的扩大，还体现在越来越多来自不同机构间科学合作关系的建立。据统计，1901-1972年间的286位诺贝尔奖获得者中，有185位是通过与他人合作研究而得奖的，2008-2010年间23位诺贝尔自然科学奖获得者中，有13位科学家的获奖成果是典型的科研合作的结果。Nature和Science（以下简称为N&S）是国际上公认的最具有学术影响力的两大综合性学术期刊，在这两刊上发表的论文无论是科学意义、科学突破性、学术水平以及影响力都是非常重大且具有世界水平的。因此，通过分析不同时间阶段我国高校N&S合作论文的机构合作网络的中心机构和凝聚子群，可以为提升我国高校在高水平机构合作网络中所处的地位及加强同国内外机构之间的协同创新提供建议，进而促进我国高校高水平科研成果的产生。

数据收集与分析方法

本研究使用SCOPUS数据库，检索了1978年-2017年，即改革开放40年期间我国高校参与发表的Article类型的N&S论文，共1123篇论文。除去仅有一所我国高校单独发表的22篇论文，共1101篇合作论文。本研究应用社会网络分析法，分析了1978年-1997年、1998年-2008年、2009年-2012年、2013年-2017年四个时间阶段的我国高校N&S合作论文的机构合作网络的中心性和凝聚子群。

结论

（1）我国高校在机构合作网络中的中心地位逐渐提高，但发达国家一流大学和科研院所在合作网络中长期处于核心地位。从中心性三项指标排名前10的机构来看，在后两个阶段，个别国内一流大学如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及吉林大学，在合作网络中的中心地位逐渐突显出来，在部分中心性指标上跻身前10，清华大学更是在第三个阶段的中心性三项指标上均位列前10；但总体上看，发达国家一流大学和科研院所占中心性三项指标位列前10的所有机构的比例均在半数以上，占三项指标均位列前10的所有机构的比例也在半数以上。

（2）我国高校同国内高水平科研院所及发达国家机构逐渐构成了更多且更大规模的凝聚子群，但凝聚子群之间的联系较为松散，尚未形成凝聚子群的联动效应。2013年-2017年，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科学院北京分院为代表的国内机构同欧美发达国家机构构成的凝聚子群在网络中起到了重要的桥梁作用，将部分凝聚子群联系起来，但凝聚子群之间尚需建立直接有效的联系，更多的凝聚子群仍旧处于孤立位置。

（3）凝聚子群内部的我国高校之间及与国内科研院所之间的联系具有明显的地域特征。从各凝聚子群中合作论文产量较高的我国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地域分布上看，第二个阶段开始，北京、上海、广东等经济相对发达地区内部及它们相互之间形成了密切的合作关系，但它们同中西部地区之间的联系较为贫乏。

建议

（1）加强自主创新能力，提升我国高校在机构合作中的核心地位。在大科学时代，科研合作已成为高水平科研成果产出的重要方式，因此，我国高校应加强同国外高水平机构的合作，在充分借鉴国外经验的同时，一定要避免对国外知识和技术的过度依赖。准确把握自身的优势，开展高质量的特色研究，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国际竞争力及在高水平的科研合作中的话语权。

（2）加强跨地域科研合作，实现优势互补进而提升我国高校的整体实力。北京、上海、广东等经济相对发达地区的高校在加强区域内部的合作以及区域之间强强合作的同时，积极探索经济相对落后的中西部地区高校的特有优势，拓展科研合作途径，通过共建协同创新中心、加大对跨机构科研合作项目的支持力度、完善跨机构人才流动机制等方式，加强彼此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实现优势互补，共同发展。

（3）充分发挥少数国内外一流高校和科研院所的中介作用使各凝聚子群之间的机构建立联系，形成凝聚子群的联动效应。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科学院北京分院、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马普研究所、加州大学-伯克利等作为合作网络的核心节点，较大程度上影响着整个网络的连通性，国内其它高校可以通过支持面向前沿研究领域的跨学科研究项目，鼓励项目中必须有若干个来自国内外一流机构的研究团队，充分利用这些机构的影响力，同尚未有过联系的国内外机构建立合作关系，提高合作效率，进而使高校所属的凝聚子群之间建立直接有效的合作关系。

来源：

董彦邦，刘莉. 我国高校高水平论文的机构合作网络演化分析——以1978-2017年的《Nature》和《Science》合作论文为例[J]. 情报杂志，2019,38（11）：138-144.

作者介绍：

董彦邦，上海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2017级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高校科研人才评价、一流大学。

刘莉，上海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副研究员，研究方向：高校科技评价与政策、一流大学。

当前我国高等教育正处于快速转型发展期，很多大学的办学目标在最近20年发生了实质性转变，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既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需要，也是这些大学寻求在世界和国内高等教育界坐标地位的目标追求。身处这些大学中的教师，既是国家创建一流大学的贡献者、受益者，也是大学快速转型发展过程中压力和风险成本的承担者。原有的教师队伍随之出现分化，其中部分教师越来越跟不上学校快速转型发展的步伐，沦为大学快速发展过程中的“跟跑者”。从教师自身来说，这些教师对自己的职业前景不乐观，但又不想放弃现有岗位，职业发展的负担较重；从大学组织来说，也希望尽快消化“跟跑型”教师，但在具体做法上又很矛盾：既不愿意为他们降低职务晋升条件，又缺乏切实有效的方法让这部分教师退出岗位。因此，理性分析大学在快速转型建设一流的道路上出现的“跟跑型”教师现象，探讨消解和避免未来继续出现“跟跑型”教师的制度机制，是本文的主要意图。

根据工作要求-资源理论模型，本文将高校教师职业发展过程与学校的工作要求、资源供给联系起来，分析“跟跑型”教师的形成过程及可能原因。文章采用个案研究法，通过参与式观察、非正式访谈、档案记录等多种渠道搜集资料，选择5位教师作为研究对象，展现当前一流大学建设道路上“跟跑型”教师的工作要求—资源供给与实际表现。

从工作要求与资源供给来看，学校偏重向教师提供物质化的工作资源，对教师工作的激励作用不充分。从5位“跟跑型”教师的工作表现来看，他们教学表现良好，并得到组织的正向反馈，但是科研表现不佳，这直接影响了职业晋升，但学校和学院并没有由此而改变对他们的工作要求和资源供给策略，晋升的难度越来越大。

培育和促进教师的专业发展，既是大学作为教师聘用单位的法律义务，也是大学实现与教师共同成长、追求卓越的责任使命所在。在当前我国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过程中，引进一批业已成熟的学术创造力旺盛、贡献力强、与学校发展目标匹配度高的教师，以引领学校教师队伍的发展方向和队形转换是必要的，但更重要的是大学需要建立起与其发展目标相匹配的内部教师职业成长机制，关注大学快速发展过程中已有教师队伍的分化及可能会出现的“跟跑型”教师现象。一流大学需要一流教师来建设，同时亦有培育一流教师之责任，这既是一流大学建设的本义之一，也是对我国大学转型发展的考验。

来源：

刘少雪, & 江珊. (2019). 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道路上“跟跑型”教师现象探析——基于z大学的案例研究. 现代大学教育(3).

作者介绍：

刘少雪：上海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研究生教育，大学教育教学，工程教育。

江珊：高等教育研究院2016级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大学教师发展。

高等教育国际化不仅是世界教育发展的主要潮流，也是我国教育发展的重要目标和任务。然而，我国幅员辽阔，不同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差距较大，客观上造成了各省高等教育发展的不平衡。与中国其他地区相比，大部分边疆省份远离国家的首都和核心区域，高等教育发展水平处于全国中下游。但是我国接壤国家众多，边疆省份独特的地理位置为他们面向周边国家和地区开展高等教育国际化创造了便利。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下文简称《国家规划纲要》）是我国现阶段教育改革和发展的纲领性文件，根据《国家规划纲要》提出的目标、任务和举措，31个省、市、自治区也结合本地实际制定和发布了各自的《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下文简称《规划纲要》），明确了地方教育发展的中长期战略目标、具体任务、关键举措等。本研究搜集了我国内地31个省级行政区的《规划纲要》，其中边疆省份9个，分别是广西、云南、新疆、黑龙江、吉林、内蒙古、辽宁、西藏、海南。分析各省《规划纲要》中“国际化章节”的内容可以发现，除西藏、海南外，另外7个边疆省份都不同程度地展示出要发挥地缘优势，发展与本省有地缘关系的国家或地区的交流与合作，主要的交流与合作形式涉及招收留学生、学生交流与联合培养、汉语国际推广、合作办学等方面。

7个边疆省份与重点对象的合作与交流中强调的合作形式不完全相同，主要原因在于这些省份的具体情况以及重点对象的具体情况存在差异。广西、云南、新疆相比各自的地缘关系国，高等教育更为发达，这些省份发挥地缘优势推进国际化的目的主要是服务国家政治大局和区域经济贸易发展，扩大中国的教育和文化影响力、增进地缘关系国人民对中国的理解和认同，缓解消除各种对中国的不信任和负面宣传所造成的影响。因此，这些省份的主要国际化手段是招收地缘关系国的留学生和进行汉语推广。黑龙江与俄罗斯接壤，中俄作为两个大国，既有共同利益也有矛盾冲突，通过学生联合培养、汉语推广、合作办学等手段加强双方人员交流和推动双边贸易发展成为黑龙江推进高等教育国际化的现实选择。吉林地处东北亚地理中心位置，而东北亚的整体科技教育水平相对吉林更为发达，因此吉林强调通过学生交流与联合培养、合作办学的形式来提高本地高等教育质量。内蒙古、辽宁虽然也属边疆省份，但由于他们的地缘关系国或是本身比较封闭，或是和中国关系不够正常化，所以这些省份并没有明确地指出与地缘关系国的重点合作和交流形式。

以各边疆省份《规划纲要》中提出的具体高等教育国际化形式为基础，并结合这些高等教育国际化形式的可测量、可获取的原则，本研究选择留学生比例测量招收留学生情况、选择孔子学院数测量汉语国际推广情况、选择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数测量合作办学情况。数据分析结果显示，大部分边疆省份的高等教育国际化指标排序都要高于该省的高等教育整体发展水平排序，而与地缘关系国的合作与交流是边疆省份在高等教育国际化指标上有良好表现的关键因素，也就是说，大部分边疆省份利用地缘优势发展高等教育国际化取得了显著成效。

为更好更快地推动边疆省份与地缘关系国高等教育的交流与合作，促进边疆省份高等教育的发展和社会的繁荣稳定，同时扩大中国对地缘关系国的教育和文化影响力。国家应该高度重视边疆省份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发展，从宏观上设计边疆省份面向地缘关系国发展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战略规划，并加大对边疆省份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政策倾斜力度，设立专项基金，激励边疆省份与地缘关系国开展高等教育国际化活动。而边疆省份高校应突出“地缘视野”，确立面向地缘关系国的办学定位，在学科专业、课程体系方面更具针对性，并加强对地缘关系国高等教育的宣传和研究。

来源：

裴倩岚,张美云,程莹.我国边疆省份利用地缘优势发展高等教育国际化的策略与成效研究[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16,37(1): 87-92.

作者介绍：

裴倩岚：上海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2016届硕士毕业生。

张美云：教育学博士，研究方向：研究生教育研究、高等教育管理、教育基本理论。

程莹：上海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副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管理学博士，研究方向：大学排名和世界一流大学。

在美国，公立大学和私立大学具有不同的法律渊源，且公立大学相比私立大学明显受到更多法律规制，包括宪法及联邦层面其他相关法案、州行政法及相关法律和判例、州教育委员会或机构的行政规章、公共就业法规和条例等，而私立大学则主要受合同法和机构内部政策规制，它们相对公立大学具有更大程度的自治权，在制定内部管理制度上具有更大的灵活性。但在较少受到法律规制的情况下，为何美国私立大学却和公立大学一样逐渐建立起符合正当法律程序甚至超出法律要求的告知、听证、申诉等规章制度？是否有其他机制促使私立大学主动建立起符合甚至超出法律要求的内部程序规范？这种机制和影响公立大学建构程序规范的机制有何差异？借助新制度主义理论中关于效率和合法性的分析框架，本文以美国两所典型的公立大学和私立大学为例，试图对公/私立大学人事决策程序规范的趋同现象进行解释。

美国公/私立大学教师人事决策程序规范趋同的动力机制分析

从美国公/私立大学教师人事决策程序规范趋同的动力机制来看，法律机制、行业机制和市场机制均发挥重要影响，其中法律机制对公立大学影响最为显著，而私立大学则受市场机制影响更大，其中行业机制也发挥着规范与监督的作用。在法律机制（合法性机制）的影响下，公立大学普遍完善了教师人事决策方面的规章制度，尤其在解聘教师和终止终身教职领域制定了满足甚至超出法律正当程序要求的程序规范，以规避诉讼。在市场机制（效率机制）的影响下，为了提升大学的社会声誉、人才吸引力和市场竞争力，同时基于成本-效益方面的考虑，如果大学制订了有效的申诉和纠纷调解程序，法院可能会依据“穷尽救济途径”原则（“exhaustion-of-remedies” doctrine），要求教师在提起诉讼之前先穷尽校内的申诉程序来解决纠纷，从而避免纠纷诉讼化，因此私立大学更倾向于主动制定符合甚至超出正当法律程序要求的内部程序规范。此外，行业机制也在其中发挥重要的调节作用，例如AAUP发布的政策声明和美国中北部区域院校协会组织的认证活动都对美国公/私立大学内部教师人事决策程序规范的趋同起到了强有力的促进作用。在法律机制、市场机制和行业机制的共同作用下，程序规范的正当性和合法性逐渐成为大学治理行动者的观念图景，程序正义作为一种治理理念与价值嵌入大学治理，由此，深层的合法性机制（即观念意义上的合法性）逐渐成为美国公/私立大学在教师人事决策程序规范等内部治理机制方面趋同的根本动力。

来源：

王思懿,姚荣.美国公立与私立大学教师人事决策程序趋同研究[J].比较教育研究,2019,41(02):91-97.

作者介绍：

王思懿：上海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16级博士生，研究方向：高等教育管理与政策研究。

关于学习环境的研究一直是教育研究的热点之一。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大数据支撑的社会化网络学习模式，已成为人们学习、探索知识的重要方式，新的网络学习空间为学习者提供了随时随地的泛在学习机会。但是，网络学习空间为世界教育带来了强大服务功能的同时，其自身管理也给人们带来了巨大挑战。一方面，学习数据的过度使用、关联和挖掘以及黑客、病毒的攻击等，会对教育大数据安全、知识版权、学习者隐私等，构成威胁；另一方面，数据的过度保护会影响学习资源的共享和传播。数据的开放与隐私保护在应用过程中常常发生矛盾：人们既要得到快捷的知识共享，又想获得版权保护；既要保护自身隐私不受侵犯，又想获得有效身份认证。近年来的发展证明，无论是数据的过度使用还是过度保护，二者割裂的结果将会影响知识的继承和传播，甚至阻碍社会科技的进步。

对于网络学习空间而言，如何在保护学习者隐私、知识产权以及其他重要价值的前提下，让信息和知识等学习资源不受阻碍地、高效地聚合、碰撞、分享、传播和利用，是一个极其重要而又亟待研究的问题。

破解这种矛盾的路径，需要新思维、新技术。近年来，新兴的区块链技术，由于其拥有分布式、去中心化、不可逆改和匿名的技术属性，能够较好地解决网络学习空间数据共享和保护的矛盾危机。借助这一技术，可使整个网络学习空间系统能够在去信任的环境下，较好地实现数据交换、信息流通和管理自治。因此，区块链的核心价值在于构建了一种去中心化的信用机制，应用于网络学习空间能够较好地实现去中心化的存储、分布式的记录、确切的版权保护、可靠的信用保证等功能。

虽然在理论上，区块链的技术优势似乎能够解决网络学习空间的学习资源共享与保护的矛盾问题，但实际上，其在网络学习空间的应用还不成熟，尚处在研究和探索阶段，如，它不能支持大规模学习应用，安全性、性能都亟待提升；并不能很好地解决教育中信息不对称的问题（比如，教育行政部门或组织机构的机密数据依然不能在网上公开，学习者的私密数据也要得到合法保护）。另外，分布式的去中心化的网络学习拓扑机构所需要的共识和共享机制，需要耗费巨大的资源。基于此，作者提出了网络学习空间管理之核心要素——共享、安全和功效间的三角向量关系。可见，对于区块链的教育应用，研究人员应从多个角度和层面进行探索和实践，单一研究不能满足网路学习空间管理的需要。该研究突破价值功能研究之局限，区别于之前的单一性研究，从核心要素平衡的视域，围绕网络学习空间管理问题，架构新的网络学习空间管理模式，基于区块链思维探索了并行化设计、联通创新、集成组合的系统观以及综合管理方法。 

网络学习空间管理的任何一种方案从发展到成熟都需要一定的时间。目前研究注重多种策略发现和技术集成以及多学科之间的相互渗透。希望不久的将来一种全新的、自治的、高效的、共享的、安全的去中心化和分布式网络学习空间呈现在人们面前，在这种学习空间内学习者可以控制自己的学习数据、个人特征信息，并且能够追踪个人学习数据用途和拥有知识版权。

来源：

李凤英. 融入区块链技术的网络学习空间：切入途径、价值功能与管理模式[J]. 远程教育杂志，2019（6）：72-80.

作者介绍：

李凤英：上海交通大学继续教育学院、高等教育研究院副研究员，硕士生导师，博士，研究方向：教育技术学。

面对激烈的国际竞争，世界各国纷纷推出了富有本国特色的高等教育重点建设计划。高等教育重点建设作为国家层面的重要政策，应当体现政府的意志，同时高等教育有其自身的发展逻辑，大学需要充分的自主权，政府干预与大学自治应当平衡。本研究通过对英德中三国高等教育重点建设中政府与大学的关系进行比较分析，以为我国提供有益的借鉴。

英国改变了大学自治的传统，进一步加强政府干预，由于财政赤字的压力，在减少高等教育拨款的同时实行以评估为基础的选择性投入；以学科作为评估单位，由第三方机构——高等教育基金委员会负责实施，采用同行专家评审的办法，依靠专家的专业判断力进行评估，按照各学科的科研质量进行拨款；科研拨款以打包的方式下达到学校，学校可自主安排使用。德国联邦政府主动介入，放弃了平等制，实行有选择性的重点投入；通过第三方机构——德国研究联合会和德国科学委员会组织“卓越计划”评选，各委员会由来自科技界和政府的人员组成，其中科技界的成员拥有一半以上的表决权，体现了专家的主导作用，平衡了政府和大学的关系。英国、德国均有悠久的大学自治的传统，虽然政府借助重点建设加强了对大学的干预，但政府干预相对有限，主要负责宏观政策的制定，具体组织实施由第三方机构负责，大学有较大的自主权。

与英国、德国不同，我国缺乏大学自治的传统，在高等教育重点建设中，政府始终起着主导作用。在重点高校阶段，重点高校主要由中央政府指定。在“211工程”和“985工程”建设阶段，主管部委起主导作用，主管部委制定指导性文件，确定建设目标、任务和资金投入额度，各高校的定位由政府指定。总体而言，高等教育领域集中统一的管理体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行政决定、审批等仍然是政府管理的主要手段，学校缺乏办学自主权，利用市场竞争来优化资源配置的机制尚未形成。

因此，我国在高等教育重点建设中必须转变政府职能，实现从直接管理到间接管理的转变，引入公开竞争机制，探索由独立的第三方机构组织实施，以切实保障大学的办学自主权，形成政府宏观管理、社会中介组织实施、高校自主运行相结合的机制，达成政府干预与大学自治的平衡。

来源：

宋福进，刘少雪.高等教育重点建设中的政府干预与大学自治：英德中三国比较研究[J].高等教育研究，2016（01）：100-105.

作者介绍：

宋福进：上海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2016届博士毕业生，现为上海交通大学重点建设办公室副研究员，研究方向：高等教育管理。

刘少雪：上海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研究生教育，大学教育教学，工程教育。

一、问题的提出

资赋优异学生的甄别问题，一直是资优教育的核心问题，它直接关系到资赋优异学生的因材施教，关系到他们资优行为的表现，关系到国家拔尖创新人才的生成，历来为社会关注的热点。然而，在实践教学中，如何从培养的角度科学合理地甄别出资赋优异学生呢？如此在甄别“资赋优异”学生的同时，又能确知他们“资优行为”的表现程度？任汝理（Renzulli）的“千鸟格经纬论”（Operation Houndstooth Intervention Theory）提供了理论依据。这一理论明确指出了“资赋优异”向“资优行为”的转化过程：在适当的多因素教育条件（千鸟格背景）下，学生的资赋优异三因子同时交互作用，会表现出一定的资优行为，这些表现出资优行为的资赋优异个体被称为是资优生，如图1所示，而未能表现出资优行为的个体则被称为低成就者，教育的作用就在于促使所有资赋优异的学生都表现出资优行为。

二、研究过程与结果

为了解上海市W中学课程实验班学生的资赋情况及资优行为的表现程度，同时也为了解学生的资赋类型与资优行为的关系，以便更好地对他们实施因材施教，本研究以“千鸟格经纬论”为理论基础，对上海市W中学课程实验班六年级、七年级和八年级的262名学生进行了甄别研究，其中男生140人，女生122人，年龄在11-14岁之间。

经甄别，上海市W中学课程实验班的262名学生，同时参加三个测试的有效人数为250人。依据 “千鸟格经纬论”中对智力水平“一般以上”、 创造力水平“较高”、专注度水平“较高”的规定，我们取学生在瑞文标准智力测验中智力达到“前25%”水平为“一般以上智力水平”、取创造性倾向测试中处于“优秀”和“良好”水平为“较高的创造力”、取学习动机在语数英三科均为“良好”水平为“较高专注度”的综合标准，最终结果如表1所示：

接下来我们对满足资赋优异基本要求的242名学生，依据他们在创造性倾向测试及学习动机测试中是否达到 “较高”水平的标准，将他们分为如下四类：

使用SPSS分析软件对学生历次大型考试成绩的总平均分进行聚类分析，得出结果如表3所示：

最后，我们统合匹配课程实验班学生资赋分类结果及学业成绩的分层结果，得出一个基于培养角度的“三层次四类型”的分类分层矩阵，如表4所示：

从表4可以看出，资赋优异三因子兼具的Ⅰ类学生群体与学业成绩表现优异的学生群体（资优生和扩大的资优生）并不完全重叠。也就是说，学业成绩表现优异的学生群体中，既包含那些理论意义上的资赋优异学生（Ⅰ类），也包括那些在创造性倾向和学习动机方面尚没有达到 “较高水平”要求的Ⅱ类、Ⅲ类、Ⅳ类学生。

三、讨论与总结

（1）资赋优异的学生群体现实存在，而且随着人们对资赋优异学生认识的加深，其群体比例在不断扩大：从最初推孟提出人群中前1%的比例，到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校长刘彭芝提出的前15%，再到任汝理提出的前20%-25%的比例，乃至本研究中50%的课程实验班学生均符合资赋优异三因子的要求。逐渐变大的数字比例启示着教育工作者，在开展日常教育教学工作时，应充分照顾到这批学生群体的学习需要，提供给他们适切的教育。

（2）本研究再次验证了“千鸟格经纬论”——表现出资优行为（拥有创造性作品或学业成绩表现优异）的学生，其资赋类型是多样的：既包含一部分理论意义上的资赋优异学生，也包括一部分在创造力和专注度方面尚没有达到“较高水平”要求的学生。以此理论为依据，可有效考察学生的资赋类型和资优行为表现，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实施因材施教。

（3）本研究中，在符合资赋优异基本要求的学生群体中，根据学生个体的资赋条件和学业成绩表现，还可以划分为12个不同的组别，说明初中生群体的个性化特质明显，也为资优教育提出了挑战。

（4）本研究的研究结果显示，并非所有具备资赋优异三因子的学生都能表现出资优行为，接近1/4的资赋优异学生没有表现出优异的学业成绩，说明还有一些其他因素作用于学生的优异学业成绩表现，需要我们深入研究。

本研究的不足之处在于样本量较小，所得结果受样本个体个别差异影响会比较明显，同时因研究者所选甄别工具的局限性，加之资赋优异三因子内涵的丰富性，不可避免地会导致甄别结果不能准确全面地衡量学生在智力、创造力和专注度方面的表现，但本研究甄别思路可以作为甄别资赋优异学生的新方法在实践中予以推广和应用。

来源：

项瑞芳, 柏彬, & 刘少雪. (2016). 资赋优异学生甄别研究——以上海市文来初中课程实验班为例. 教育发展研究, v.36(02), 55-59.

作者介绍：

项瑞芳：上海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2016届博士生。上海市文来中学（初中部）教师，研究方向：资优教育，课堂教学。

柏彬：上海市文来中学（初中部）校长，研究方向：学校管理、教育教学。

刘少雪：上海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研究生教育，大学教育教学，工程教育。

在“双一流”建设背景下，本研究首先对学术大师的衡量指标进行探讨，选取“全球高被引科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和“国际顶尖学术刊物主编”三个学术大师指标。然后以世界顶尖大学组与世界一流大学组作为对标，考察中国顶尖大学组与中国一流大学组在学科层面的学术大师分布情况，以及学术大师指标在大学层面的表现如何。

研究发现，从学科层面看，在全球高被引科学家指标上，材料科学与农学的全球高被引科学家中，来自中国顶尖大学组与世界顶尖大学组的占比相同，各占三分之一左右。在数学与工程学中，来自中国一流大学组的全球高被引科学家占比最高，超过了世界顶尖大学组、世界一流大学组与中国一流大学组。在诺贝尔奖获得者、国际顶尖学术刊物主编两个指标上，中国顶尖大学组与中国一流大学组在各个学科的占比均为零。在大学层面，中国顶尖大学组的全球高被引科学家指标的得分均值超过了世界一流大学组，但与世界顶尖大学仍然存在差距。而在诺贝尔奖获得者、国际顶尖学术刊物主编方面，中国大学尚未实现零突破。

鉴于“双一流”建设高校仍然与世界一流大学在学术大师指标上存在差距的分析结果，本研究进一步通过案例分析探讨学术大师的引进与培育机制。通过学术大师案例分析发现，第一，大师的引进与培育各有裨益。大师引进在相对较短时间内能够看到成效，但也容易出现政策投机、“抢人”、“挖人”等乱象；引进的大师能否真正留下并在学科建设发展中发挥作用，也有待观察。大师培育尊重了人才培养、学科发展等规律，但周期相对较长，也容易出现学术垄断、近亲繁殖等问题。第二，大师的引进与培育不是单一存在的，而是相互交织、共同作用，形成两种规范性的大师产生机制。

最后，在定量比较与案例分析基础上本研究提出下述若干建议：通过政策推动，加快大师引进；通过师承关系，吸引大师加盟；通过团队合作，培养下一代大师；通过强化影响、淡化指标，优化大师评价机制。 

来源：

陈丽媛,杨建华,高磊.一流大学学术大师的指标表现及其引育机制研究:基于国际比较的视野.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27(3):70-79.

作者介绍：

陈丽媛：上海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讲师，研究方向：教育政策研究、教育社会学、国际与比较教育。

杨建华：上海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16级硕士研究生。

高磊：上海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17级硕士研究生。

当前，在激烈的国际竞争局势下，我国亟待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实现创新驱动型经济发展。基于新经济增长理论，一流大学可以通过促进创新进而推动经济发展：一方面它可以将科学知识转化为技术；另一方面，一流大学也肩负着培养创新创业型人才的使命。本研究基于可比数据和案例，从以上两个方面出发比较分析了中外一流大学对创新型经济贡献的差异，重点探讨了两个问题：（1）我国与国外一流大学对创新型经济贡献存在哪些差距？（2）我国与国外一流大学对创新型经济贡献的差异主要由哪些组织和制度方面的因素造成？

在定量分析方面，本研究选取了大学技术转让收入、大学专利转让比例、大学高管及股东校友创业上市企业市值（后文简称校友创业市值）3个指标来反映一流大学对创新型经济的贡献。样本选择方面，本研究进行对比的前提是大学均为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研究根据世界大学学术排名（ARWU），选择了10所大学作为世界顶尖大学样本组，10所大学作为世界一流大学样本组。在案例大学选择方面，本研究从典型性、数据可得性以及对我国的借鉴比较价值等方面进行权衡，选择了美国斯坦福大学（后文简称S校）和国内一所“双一流”建设高校——A校作为分析案例。案例分析部分主要参考了一流大学创新型经济贡献的两个途径，从技术转化和创业支持两方面对案例大学进行分析。

研究通过比较中外不同组别一流大学的指标，研究有以下主要发现：

（1）在技术转让收入指标上，中国顶尖大学基本达到世界一流大学的水平，但与世界顶尖大学组仍然存在较显著的差距。另一方面，中国一流大学组的技术转让收入与世界一流大学组仍然存在一定差距，指标得分低65%，可见大部分“双一流”建设高校在技术转让水平上与世界一流大学仍然存在较大的差距。对不同地区的技术转让收入指标进行比较。分析发现，我国东部的一流大学表现最好，西部一流大学表现次之，中部地区的一流大学则呈现“中部塌陷”。

（2）专利转让比例指标上，中国顶尖大学组与中国一流大学组均明显低于世界一流大学组。该结果说明，无论大学层次如何，中国一流大学在技术转化效率方面均与世界一流大学存在显著的差距。对专利转让比例指标进行地区比较发现，我国各地区的一流大学与世界一流大学相比均存在70%左右的差距，并且地区差异不明显，说明专利转化效率偏低的问题在不同地区普遍存在，可能更多的是由高等教育体制的问题造成。

（3）在校友创业市值指标上，中国顶尖大学比世界顶尖大学组低81%，但已经超过世界一流大学组。该结果反映出我国顶尖大学培养的创新创业人才创新型经济贡献已基本达到世界一流大学的水平。另一方面，中国一流大学组在创业人才培养方面与世界一流大学仍有一定差距，指标得分比后者低31%。通过地区差异比较发现，在经济发展水平相对更发达的东部地区，大学校友创业企业市值相对更高。

研究进一步通过对比美国斯坦福大学和国内一所“双一流”建设高校在技术转化和创业支持方面特点，归纳出了有利于促进一流大学服务创新型经济发展的组织和制度条件，包括：（1）设立职能整合的技术转化办公室，实施技术转化全程管理；（2）形成以学科为中心的创业网络，注重专业特色与创业实践；（3）制定“五分之一”和“三三三”原则，平衡大学服务经济发展的利益冲突。

最后，本研究提出了促进我国一流大学服务创新型经济发展的政策建议。具体包括整合技术转化相关职能，实施技术转化全过程管理，构建以学科为中心的创业支持生态系统，确立创业和技术转化的利益冲突平衡制度。

来源：

杨希, 王倩, & 李欢. (2019). 中外一流大学对创新型经济贡献的比较:基于指标与案例分析. 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3).

作者介绍：

杨希：上海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副研究员，研究领域：一流大学财政、一流大学与区域经济发展、高校科技人才。

王倩：上海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18级硕士研究生。

李欢：上海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17级硕士研究生。

品牌传播是品牌战略的重要构成，大学官网是品牌传播的重要途径，其对内有助于提升教师和学生对学校的积极评价与认同；11对外是公众感知大学品牌形象的重要媒介，在展现学校实力、传播大学文化、促进大学发展等诸多方面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现有研究缺乏多国间定量的国际对比研究，而且数据的来源和形式较难实现深入的海量内容分析。基于一流大学品牌的重要性和大学官网在品牌传播中的重要作用，本研究尝试回答两个研究问题：如何在国际视野下对大学官网的品牌传播进行定量测评？中外顶尖大学在使用英文官网进行品牌国际传播上呈现出何种特点？

一、研究方法

本文指标设计基于四个原则：（1）国际可比为主，实现国际比较，以大学英文官网作为国际传播的平台。（2）行为识别为主，实现动态观测，以大学英文官网的校级新闻作为数据来源，考察大学向全球传播出的动态行为。（3）体现声誉为主，实现一流表征，以能反映高声誉行为的关键词来表征一流大学所具有的一流水平的品牌。（4）定量测量为主，实现量化分析，通过编码将文本转化为可定量对比和分析的数据。本文选取世界顶尖大学组、世界一流大学组、中国顶尖大学组和中国一流大学组四个样本组，以各组的平均得分反映其在使用官网进行品牌国际传播时的表现。本文首先选择样本学校英文官网作为数据来源，在2014年1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的时间窗口内，通过对海量数据的挖掘、清洗和整理，获得原始数据。然后，以2017年ARWU排名中的百强大学名、2017年财富世界五百强（Fortune Global 500）的企业名和国际排名专家组（IREG）的国际学术奖项清单上的奖项名为高声誉关键词，通过增加其简写、别称、大小写等变形构建一流大学品牌国际传播的关键词库，检索获得一流大学高声誉行为的标记数据。第三，对标记数据逐篇进行语义阅读，筛选出在统计时间窗口中实然发生的高声誉行为，最终获得可用于统计分析的数据，包括20所国外大学的43,223条数据，32所国内大学的3,592条数据。

二、结果与分析

（一）官网传播品牌的整体表现——绝对数量差异明显，但各组别均重视品牌传播

处于发展成熟阶段的20所世界一流大学官网每年每校的新闻数量稳定在800篇以上，涉及高声誉行为的有效数据约占5%，且绝对数量和有效占比在时间维度上保持稳定。32所中国一流大学样本组学校英文官网每校年均篇目数约为100篇，有效数据的比例与世界一流大学样本组基本一致。世界一流大学组在时间窗口内平均每校在英文官网传播的与百强大学、五百强企业和国际著名奖项等相关的高声誉行为超过100次，以该组的得分为基准（计为1分），各组别的得分如表1所示。品牌国际传播的指标表现分析显示：（1）品牌传播的绝对总量各校差异明显，其中英文是否为母语有重要影响，与英文官网建设情况也有所相关。本文统计时间窗口内搜集的英文为母语的世界一流大学的新闻量约是非母语学校的三倍，是我国顶尖大学的七倍多；同时英文为非母语的世界一流大学传播量是我国顶尖大学的两倍。（2）中外顶尖大学品牌行为占总量的比例无明显差异，各组别均重视高声誉行为的传播，持续通过品牌的国际传播提升大学国际声誉。

（二）官网传播的品牌类型——世界顶尖大学的传播重点是科学研究，中国顶尖大学重视人才培养的品牌传播

本文结合大学主要职能，将品牌类型归为科学研究、人才培养、社会服务和其他四类。品牌类型的编码结果显示，世界顶尖大学组科学研究类的品牌平均占比为90%，国内组科学研究的平均占比为58%；国际案例中科研外的各类型品牌占比差距不显著，中国顶尖大学组人才培养相关品牌的占比较高（均值为11%）；“其他类型品牌”在中国顶尖大学组的占比（均值为30%）要远高于世界顶尖大学组（5%），这些主要是与高声誉机构间开展的战略规划协议、组织机构建设、成果交流等活动。

品牌类型的分析显示：（1）科学研究相关品牌是国内外一流大学官网传播的主要品牌类型，尤其是世界顶尖大学，如密西根大学科学研究相关品牌的占比高达95%，这些科学研究品牌主要涉及顶尖大学教师与百强大学教师之间科研合作的开展、学术成果的合作发表等。（2）国内案例大学官网传播的人才培养相关品牌占比较高，其中清华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的人才培养品牌占比均超过18%。（3）国内案例大学中，有相当比例的行为还处于战略协议和组织设置阶段，落实成为职能层面的具体品牌还需进一步发展。

（三）官网传播的品牌学科——世界顶尖大学的传播重点是社会学科，中国顶尖大学的传播重点是生命学科

对世界顶尖大学组学校官网传播的品牌所涉及的学科进行分析发现，占比最高的学科是社会学科（占比27%）、生命学科（占比16%）和工程学科（占比16%）。中国顶尖大学组的品牌学科分布显示，占比最高的学科为生命学科（占比26%），次之为自然学科（占比23%）和工程学科（占比13%），还有相当比例的品牌未涉及明确的学科（占比23%）。同时，国内外案例均显示出，大学官网传播的品牌涉及较多的学科，其全球学科排名表现的确更好，品牌传播与学科水平有所呼应。

品牌学科的分析显示：（1）社会学科是世界顶尖大学塑造大学品牌的重要阵地，相比而言中国顶尖大学官网传播的人文社科相关品牌不够充分。（2）生命学科相关品牌在中外顶尖大学的占比都较高，体现出关乎人类生命健康与发展的领域是一流大学提升品牌的重要领域。（3）国际学术水平和声誉高的学科是品牌传播的重要领域，国内案例大学学术表现突出的理科和工科是品牌学科，大学品牌传播的重点也是这些表现强势的学科。（4）国内案例大学传播的品牌中还存在大量不涉及具体学科的情况，这些行为主要涉及与百强大学订立合作协议、与企业共建产学研联盟等宏观层面的合作架构等。

（四）官网传播的品牌客体——中外顶尖大学传播的主要是与高水平大学间的行为

本文对涉及的品牌客体进行分析，百强大学相关的品牌主要涉及校友、学生、教师和组织四类客体，五百强企业相关的品牌主要涉及组织和员工两类客体。在中外顶尖案例大学的高声誉行为中，涉及百强大学的行为占比均为九成左右，涉及五百强企业的行为约占一成。

品牌客体的分析显示：（1）中外顶尖大学向国际传播的主要是与高声誉学术机构间的活动，客体涉及到不同国家、不同类型的大学与企业，官网传播更倾向于声誉度高的机构。（2）在与百强大学相关的品牌中，世界顶尖大学组的品牌客体主要是教师，人员已形成较强的影响力，自下而上地为大学品牌贡献力量；中国顶尖大学组传播的品牌客体更多是组织层面的。（3）在与五百强企业相关的品牌中，中外顶尖大学品牌活动的客体多为组织层面，在大学科研成果的应用与转化中，自上而下的推动可能仍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

（五）官网传播的品牌主体——世界顶尖大学的品牌主体主要是人员，中国顶尖大学的品牌主体主要是组织

在大学官网传播的品牌行为中，品牌主体的划分与客体相似，主要涉及到教师、学生、校友等人员，也涉及到以学院、校级机构为单位的组织。对世界顶尖大学组的品牌主体分析显示，人员是品牌活动的主要贡献者（占比85%），其中教师占绝大多数（占比82%），多为教师的高声誉科研行为。中国顶尖大学组占比最大的品牌主体是校内各级组织机构（占比61%），主要是由学校组织主导的校级层面的战略规划与组织机构设置；其他为人员主体，其中教师占37%、学生占1%、校友占1%。在品牌主体分析的基础上，对案例大学是否是这些高声誉行为的发起者或主要推动者进行分析，结果显示中外顶尖大学品牌主体的高参与度比例较高，平均占比都约为七成。

对品牌主体的分析显示：（1）品牌主体的分布上，世界顶尖大学组超过80%为人员层面，主要是教师科学研究的相关行为；中国顶尖大学组约60%为组织层面，主要涉及校际层面的战略规划，这可能与更为关注群体利益的国家特色和模式有关。（2）在主体的构成上，世界顶尖大学组的人员占比为85%，在一定程度显示出世界顶尖大学的人员具备较高的品牌影响力；中国顶尖大学组中人员占比38%，与客体为人员的比重相同，实现了人员与人员层面的对等合作。（3）无论中外顶尖大学，大学官网传播的多是学校发起和主导的、能够引领和深度参与的高声誉行为，这对大学品牌传播具有积极作用。

三、建议

我国一流大学品牌的国际传播量有待增加，建议我国一流大学以官方国际平台建设为突破口，提升国际影响力。本文实证研究的结果显示，世界一流大学在官网新闻传播数量、高声誉品牌得分上的平均表现均数倍高于中国一流大学，差距的主要原因在于选取英文网站作为国际传播数据源，但也反映出中国一流大学传播机制的建设与世界一流大学相比仍存在差距。考虑到英文官网的国际性受众群体，建议我国一流大学以大学英文官网为突破口，对大学品牌进行稳定且有效的国际传播，提升国际声誉和影响力。

我国一流大学传播的品牌具有自我特点，建议以“双一流”建设为契机，提升优势和特色品牌的国际影响力。本文实证研究的结果显示，中外一流大学的品牌传播既存在相同之处，又有各自特点。我国一流大学官网传播的品牌主要涉及生命学科和理工学科，重视人才培养类品牌的传播，这些特点与我国一流大学建设的发展阶段和重点建设的领域相关。建议我国顶尖大学以国家的“双一流”建设为契机，集中主要力量优先发展具有较强优势和体现自身特点的龙头学科，以此为抓手形成辐射和示范效应，最终实现“以重点突破带动全局”之态势，更好地将自身及民族的特色品牌传播到世界。

我国一流大学品牌的传播具有组织特性，建议我国一流大学以顶层规划为先导，深入推进国际化建设战略。本文实证研究的结果显示，与世界一流大学不同，我国一流大学高声誉品牌行为的主体多为组织，品牌的传播以自上而下的模式为主。相比而言，世界一流大学的人员具有较强的品牌影响力，能够自下而上地为大学品牌贡献力量等。建议我国大学对品牌的国际传播进行有组织地顶层规划设计，更多鼓励人员层面的各类实质性国际合作以及各类国际平台的搭建，为大学国际品牌的创建和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来源：

冯倬琳, 赵丽文, & 魏昊卿. (2019). 一流大学品牌的官网传播:评价指标的设计与测量. 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3).

作者介绍：

冯倬琳：上海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副研究员，研究方向：世界一流大学研究，高等教育组织与领导，高等教育政策。

赵丽文：上海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2017级硕士研究生。

魏昊卿：上海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2016级硕士研究生。

原创（originality）是原始性创新的简称，是科学创新的最高形式。所谓原始性创新，指的是通过科学实验和理论研究探索事物的现象结构、运动及其相互作用规律的过程，或者运用科学理论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关键的开创性的科学技术问题的过程。原始性创新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基础研究，是对未知世界知识的探索，如数学、物理、生物中的基础性课题等；第二个层面是重大发展攻关，是从人类、区域发展的角度组织的研发攻关，如国际间的人类基因组计划、美国的阿波罗登月计划、我国的“两弹一星”计划等；第三个层面是针对提升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而开展的研发活动，如新药的研制、芯片设计等。原创研究是一流大学重要的使命与责任之一。有学者指出一流大学与原始创新存在互动关系：一方面，一流大学对原始创新有着突出的贡献，一是大学的教授直接做出原始创新成果；二是大学培养的学生在其他岗位上做出原始创新成果；另一方面，原始创新对建设一流大学同样有着强大的推力，这种推力主要表现在：有助于提升大学的学术声誉；有助于提升教师的学术层次；有助于吸纳教育经费；有助于建设一流实验室。因此，提升一流大学原始创新能力不仅有利于一流大学建设，也有利于创新型国家的建设。本研究对一流大学原创研究进行定量评价，即对一流大学自然科学、工程科学、社会科学研究方面原始创新的水平与能力进行定量评价与比较，并选择国内外四组样本进行试测。在科技强国的时代背景下，本研究对我国一流大学原创研究水平与能力进行客观评价，有利于找准一流大学建设过程中的优势与不足，选择世界顶尖大学，探究其科研卓越的原因，有利于寻找未来发展的突破点。

（一）指标设计

在充分考虑指标的代表性、现实性与可比性的基础上，本研究拟定了一流大学原创研究评价的三个指标，分别是：突破性研究论文、国际权威期刊论文、前沿研究方向的活跃度。本研究在对上述三个指标进行清晰界定的基础上，结合国内外一流大学原创研究的实际表现与认可程度，经过多次试测，确立了较为合理的统计方法。指标界定与统计方法。见表1。 

（二）样本选择

依据2017年世界大学学术排名（Academic Ranking of World Universities，ARWU）与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名单，选取国际、国内各两组样本，分别是：世界顶尖大学组、世界一流大学组、中国顶尖大学组、中国一流大学组。本研究选取斯坦福大学（Stanford University），对其 “学术尖端”战略行分析、比较与综合，探究其在斯坦福大学发展历史进程中对原创研究的促进作用。

在数据收集、定量统计的基础上，以世界一流大学组为基准，对数据进行处理，比较分析四组样本在三个指标上的表现情况。

（一）“突破性研究论文”指标分析

研究结果显示，在“突破性研究论文”方面，世界顶尖大学组平均得分为3.03分，在四组样本中明显处于领先地位。中国顶尖大学组平均得分超过世界一流大学组，但是与世界顶尖大学组差距较大，中国一流大学组在这一指标上的表现较弱，见表2。

中国顶尖大学组中，清华大学的得分明显领先，是唯一一所得分超过世界顶尖大学组个别大学得分的中国大学，但是距离世界顶尖大学组的平均得分还有较大差距。北京大学的表现也不错，得分高于世界一流大学组的平均分。中国科技大学略低于本组平均分。这三所大学之间的得分差距比较大。浙江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在这一指标上的得分差距较小，见图1。

图1 中国顶尖大学组突破性研究论文得分

（二）“国际权威期刊论文”指标分析

研究结果显示，在“国际权威期刊论文”方面，世界顶尖大学组平均得分最高，中国顶尖大学组的平均得分超过世界一流大学组，与世界顶尖大学组略有差距，中国一流大学组在这一指标上的表现最弱，与世界一流大学组略有差距，见表3。

在中国顶尖大学组中，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浙江大学表现较好，得分甚至超过世界顶尖大学组的某些大学，清华大学的得分超过了世界顶尖大学组的平均得分，详见图2。

图2  中国顶尖大学组“国际权威期刊论文”论文得分

（三）“前沿研究方向的活跃度”指标分析

研究结果显示，在“前沿研究方向的活跃度”方面，世界顶尖大学组平均得分最高，中国顶尖大学组的平均得分明显高于世界一流大学组，但离世界顶尖大学组还有明显差距，中国一流大学组的平均得分最低，详见表4。

中国顶尖大学组的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的得分较高，超过本组平均得分，但是没有达到世界顶尖大学组的平均得分，见图3。

斯坦福大学的迅速崛起，离不开20世纪50年代特曼副校长提出并实施的“学术尖端”（steeples of excellence）战略计划。“学术尖端”计划的核心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吸引顶尖人才。二是树立若干学术上的顶尖科系。

（一）吸引顶尖人才

斯坦福大学地处偏僻的西部地区，人才流失问题比较严重。为了解决这一问题，特曼认为斯坦福大学的首要问题是吸引并留住顶尖人才。特曼和时任校长华莱士·斯德林（Wallace Sterling）决定通过租赁斯坦福大学的土地获取资金，由此孕育了后来闻名世界的斯坦福工业园区——“硅谷”，汇聚了世界顶尖技术和精英人才。此举最终为斯坦福大学筹集了大量资金，大大增强了斯坦福大学的实力。促使斯坦福大学由一所地方性高校迅速发展为全国著名学府，声誉和实力大大提高，继续招揽慕名而来的一流教授和学生，开展科学前沿研究，进一步提升学校声誉和实力，形成良性循环。

（二）造就顶尖科系

在特曼“学术尖端”计划的指导下，相较于追求学科数量，斯坦福大学更重视学科质量发展，即取消部分预计发展成本与产生效益不相称的学院，集中并科学配置各方资源和力量，培育化学、物理、电子工程等优势学科，促其发展为“顶尖学科”，并鼓励跨学科发展。最终学校汇集了各领域精英人才，加速创建与发展优势学科，并以优势学科为中心向相关基础学科辐射，确立本校科学研究等学术领域的领先地位。

（一）结论

本研究通过定量统计，对中外一流大学原创研究进行分组比较分析，研究发现：

（1）世界顶尖大学组在原创研究方面明显处于领先地位。

世界顶尖大学组在原创研究三个指标的表现方面明显领先。在“突破性研究论文”方面，世界顶尖大学组的平均得分远超其他三组大学；在“国际权威期刊论文”“前沿研究方向的活跃度” 方面与其他三组大学相比，差距并不是特别显著。       

（2）中国顶尖大学组在原创研究方面表现整体较好，已超过世界一流大学组平均水平。

中国顶尖大学组在原创研究方面表现整体较好，在“突破性研究论文”“国际权威期刊论文”“前沿研究方向的活跃度”三个方面整体上都已经超过了世界一流大学组，但是与世界顶尖大学组还是存在不少差距。只有个别大学在一些指标的表现超过了世界顶尖大学组的平均水平。中国顶尖大学组与世界顶尖大学组最大的差距表现在“突破性研究论文”方面。

（3）中国一流大学组相比而言在原创研究方面表现较弱，但个别大学潜力较大。

中国一流大学组在四组样本上，三个指标的平均得分都是最低的，在原创研究方面，总体表现较弱，距离世界一流大学尚有一定距离。但是有个别大学潜力较大。

（二）建议

为提升原始研究能力，加快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步伐，本研究提出如下建议：

（1）中国顶尖大学要以世界顶尖大学为目标，引育并举，激发创新主体的潜力，在原创研究方面取得更多突破。

建议中国顶尖大学以世界顶尖大学为目标，借鉴斯坦福大学的经验，一方面要在全球招揽各领域的高端人才，充实与优化人才队伍；另一方面引育并举，促进一流大学人才队伍建设，建立结构合理、优势互补的高校顶尖科研人才队伍。

（2）中国一流大学要优化创新环境，采取有重点地突破战略，提升优势学科的原创水平。

建议中国一流大学采取有重点地突破战略，在优势学科上下功夫。采取有重点的扶持政策，在一些优势学科领域，摒弃科研评价中的“短平快”，建立中长期考核制度。

（3）中国大学要充分发挥优势学科的辐射作用，加强与工业界、产业界的合作，实现双赢。

建议我国大学一方面加强自身建设，提升原始创新能力；另一方面充分发挥优势学科的辐射作用，与相关领域的企业建立实质性合作，共同推进科学与技术的原始创新。

来源：

刘莉,董彦邦,岳卫平,蓝晔.一流大学原创研究的评价与比较[J].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27(03):38-50.

作者介绍：

刘莉：上海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副研究员，研究方向：高校科技评价与政策、一流大学。

董彦邦：上海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2017级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高校科研人才评价、一流大学。

岳卫平：中国区首席科学家。研究领域为文献计量学和科学计量学。

蓝晔：上海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2017级硕士研究生。